清末学者. 经学家- 皮锡瑞
【皮锡瑞】（1850-1908） 清末学者，清经学家。字鹿门，湖南善化人，举人出身。曾主讲湖南龙潭书院、江西经训书院。1898年，因赞成维新变法，受到封建顽固势力的攻击。治经宗西汉传今文《尚书》的伏生，署所居曰“师伏堂”，人称“师伏先生”。1890年(光绪十六年)主湖南桂阳州(今桂阳县)、龙潭(今溆浦县)书院讲席。后二年移江西南昌经训书院，说经严守家法，词章必宗家数。[b]中日甲午战争后，愤于《马关条约》的丧权辱国，极言变法不可缓。1898年春，任“南学会”会长，主讲学术。开讲三月，讲演十二次，所言皆贯穿汉、宋，溶合中西；宣扬保种保教, 纵论变法图强，听者无不动容。[/b]其讲义及答问均刊于《湘报》上，被顽固派斥之为“邪说煽惑”。当顽固派诋毁“南学会”时，他不避艰险，往复辩论，表现了救亡图存的热情。“戊戌变法”后，清政府指责他“离经叛道，于康有为之说心悦诚服，若令流毒江西湖南两省，必致贻害无穷”，并下令革去其举人身份，逐回原籍，交地方官严加管制。晚年长期任教，并任长沙定王台图书馆纂修。博览群书，创通大义，今文经学造诣很深。所著《五经通论》，皆为其心得，示学人以途径。《经学历史》则是经学入门书。[b]他主张解经当实事求是不应党同妒真，对各家持论公允, 为晚清经学大家之一，工于诗及骈文[/b]。著有《师伏堂丛书》、《师伏堂笔记》、《师伏堂日记》等。 所著《五经通论》、《经学历史》、《今文尚书考证》、《王制笺》等，收入《师伏堂丛书》和《皮氏八种》。其著作又有《驳五经异义疏正》、《古文尚书冤词平议》等。 皮锡瑞：(公元1849～1908年)，字鹿门，一字麓云，湖南善化人。著名清末文学家。皮锡瑞工诗及骄文，治经出入于古今文之间，颇与湘绮相类，而笃信《公羊》“改制”之说。又笺《王制》，翼张鲁学，实开近代蜀派之先声。亦颇考郡国利病，有经世之志。光绪季年，陈宝箴抚湘，江标、徐仁铸先后督学，设时务学堂，俾学者究心当世之务，先生赞助甚勇；而叶德辉等诋为悖正教，附异端；乃为文自明所学，其言友道尤沉痛，殆亦《绝交论》已。尝一任京师大学堂经学教习，归而著书以老。所撰百余卷，计数十万言。
皮锡瑞初治《尚书》，著有《今文尚书考证》三十卷，《尚书大传疏证》一卷，《古文尚书冤词平议》二卷，《尚书古文疏证辩证》一卷，《尚书中候疏证》一卷，《史记引尚书考》一卷。中攻郑学，有《郑志疏证》若干卷，《三疾疏证》一卷，《圣证论补评》二卷，《鲁礼杜?义疏证》一卷，《六艺论疏证》一卷，《孝经郑注疏》二卷，《驳五经异义疏证》一卷。晚贯群经，创通大义，有《五经通论》五卷，《春秋讲义》二卷，《王制笺》一卷。而《五经通论》胪陈其所心得，示学人以途术。其说《易》也：论《卦辞》文王作，《交辞》周公作，皆无明据，当为孔子所作。论汉初说《易》，皆主义理，切人事，不言阴阳术数，而阴阳灾变为《易》之别传。其说《书》也：论伏生所传今文不伪，治《尚书》者不可背伏生《大传》最初之义。论伏传之后，以《史记》为最早，其引《书》多同今文，不当据为古文。论《禹贡》山川，当据经文及汉人古义解之，不得从后起之说。其说《诗》也：论《诗》比他经尤难明者有八。论毛义不及三家，略举典礼数端可证。其说三《礼》也：论三礼之分，自郑君始。论三礼皆同时之礼，不必聚讼，当观其通。论《周官》当从何休之说，出于六国时。论《王制》为今文大宗，即《春秋》素王之制。其说《春秋》也：论大义在诛讨乱贼，微言在改立法制。孟子之言，与公羊合。朱注深得孟子之旨。
其余有《汉碑引经考》一卷，笔记一卷，《自课文》三卷，骈文四卷，诗草六卷，咏史一卷，合刊为《师伏堂遗书》。其孙名振，重校梓行。
《经学历史》是皮锡瑞较有影响的经学著作之一，也是中国的第一部经学史专著。《经学历史》刊刻于1907年，1928年经周予同先生的点校，商务印书馆作为国学基本丛书出版了《经学历史》。此后，该书一直被当作经学研究的重要参考书目。但学界对于该书在编纂方面的优劣，诸如编纂体例、史料运用的得失以及影响少有分析。
作为中国的第一部经学史，《经学历史》的最主要特点首先是它的会通性，这里的“通”，包括时间跨度、内容的广度，同时也指皮锡瑞写作思想的一致性。
经学在传统社会中始终占据着意识形态的中枢地位，因此，在传统社会中经学一直受到各阶层的重视。《史记》中首列《儒林传》，开创了以人物为中心的传记体经学史；班固《汉书》，增设《艺文志》而开书志体经学史的先河，以后经学史一直是正史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与此同时，私家著史也重视经学史的梳理，如唐初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中注重辩明经籍的源流，南宋郑樵《通志?二十略》中的《经籍考》在考订经籍的同时，更注重于经籍的流变。明代中后期，朱睦桔作《授经图》将图、传、记集于一身，实际是清初朱彝尊《经义考》的先声，都是以书志体为主的经学通史。成书于乾隆年间的《四库提要?经部》也是在时代学风影响下对经学的总结。
然而，皮锡瑞以前的历代学者，他们对经学的论述都还称不上一部“经学史”，他们也没有用“经学历史”冠名其著述的明确意识。皮锡瑞有前辈先贤为他所作的积累与铺垫，有对两千年经学发展进行总结性论述的自觉；更由于1905年废除科举，经学“死亡”，需要对经学历史作一番探究原委的梳理，因此，皮锡瑞在继承传统经学研究的基础上，把经学在传统社会的历史作了一番成系统能的整理与介绍，在《经学历史》一书中，皮锡瑞从孔子删定六经述起，以儒家经典在春秋时期的流传为上限，而以清代今文经学的兴起为终结，对前经学时期以及经学独尊以后的各个阶段都有涉及，与经学发展始终的轨迹基本吻合，反映了经学从始到终的全部历程，既是对传统经学史的发展，又是经学发展的一个全过程的总结。因此，从时间跨度来讲，《经学历史》一书是第一部完整的中国经学史。
从《经学历史》一书的具体内容来看，它汲取了史学中会通的特点。如前所言，传统的经学史主要以传记体和书志体为主，其中传记体的经学史以人物为纲，因人立传，重在考察人物的经学学术宗旨与学术传承；书志体经学史以典籍为纲，因典籍分类立志，附以记或后记，而以记录典章制度为主连同选举、学校的典志体也间出其中。上述三种经学史体尽管从不同侧面反应了经学的发展，但总是给读者一种“片面”而非“整体”的感觉。而《经学历史》在论述每一时期的经学发展时，首述该时期经学发展的大势，并将该时期的制度（包括选举、学校）、重要经学家、每一经典在这一时期的训释大略以及这一时期经学的新特点一一列举，这样，既能把握经学发展的大势，又能对经学发展的个别环节有一“个案”的了解，扩大了传统经学史的涵盖面，给人一种高度概括的总体感观。
传统经学史以传记体和书志体为主，但是，传记体重在纪“人”，主要记录某一时期学者的经学思想和经学活动；书志体重在志“书”，记录典籍的传衍以及变化，尽管撰著者在编写过程中不乏主题思想，但“记注欲其方以智，撰述欲其圆而神”，从经学的角度来说，传纪体和书志体的史料保存价值往往大于史学价值，缺乏通识别裁能力，使得经学史成了一种史料的堆砌给人以一种汗漫无归的感觉。
《经学历史》较好地弥补了传纪、书志二体之缺。在该书中，皮锡瑞以今文经学作为经学的正宗源头，在对经学发展各时期的叙述中一以今文经学的发展为依归而判别之。在书中第一部分，皮锡瑞上溯经学源头，认定“经学开辟时代断自孔子删定六经之时”，认为孔子删削上古三代文献并在其中渗透了自己的微言大义，从而形成了经学。经学形成之后，在战国时期流传于孔门弟子，但当时已经出现了经史之别：经学以孔子删削的六经为底本，其学要在讲求微言大义；而史学是以未经孔子删削的上古三代文献为底本，其学重史实之考求。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被确立为官方思想，但是武、宣之际，王霸杂用，所以此时皮氏定为经学昌明时期。西汉元、成之后，经学成为主流学术并与政治活动相结合，直至东汉末，期间一直是今文经学独处庙堂，因此皮氏定此期为经学极盛时期。汉末郑玄遍注群经，杂用今古，混乱了今古文家法，使得本来不解经的古文学派的经解也经“学”系统，后又加魏王肃的推衍，使得今文家法更无从找寻，所以皮氏定魏晋时期为经学中衰时期。东晋、南北朝期间，战争频繁，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受民族文化融合大潮流的推动，他们在吸收汉文化时以继承为主，古文经学逐渐成为经学的主流；南方，在玄学的影响下出现了玄化的趋势，经学走向了多元化。南北学风不尽相同，皮锡瑞把该时期定为经学分立时期。唐朝统一南北后，为了加强思想控制，唐太宗令孔颖达主持撰修《五经正义》，对南北朝以来的义疏进行了整合，从而结束了魏晋以来的经学多元化局面，此为经学统一时期。
宋学在继中唐疑古惑经的学风中兴起，宋学中派别众多，但真正对后代经学发展有影响的是“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的道学――即理学，理学家在解经过程中贯彻依经明理依经明道的路径，“不信传注，驯至疑经，疑经不已，驯至改经、删经以就己说”别出心裁以构筑自己的理论体系，脱离了汉唐注疏之学，是故皮锡瑞定两宋时期为经学变古时期。元明之际，由于理学的进一步的发展演变，特别是心学兴起后，义理之学大盛，这便导致解经时新义叠出，这与皮氏的“经学宜述古而不宜标新”的立场相悖，皮锡瑞斥这一时期为经学的极衰时期。清代考据大兴，皮锡瑞认为清学是在力图恢复汉代的经学，特别是“乾隆以后，汉学大明，嘉道以后，又由许郑之学导源而上，汉十四博士今文说至今日复明”，因此，清学是经学复盛时期。由于皮锡瑞今文家的学术立场，他的划分尺度并不一定正确，但是皮锡瑞以今文经学为正统，按照今文为宗，古文尽管不解经，但去古未远，基本没有脱离经学的原意，宋学变古，尽弃古人旧说，故经学转衰的逻辑，将整个经学的发展脉络用一条清晰的线索梳理出来，最终把经学史贯穿为一个前后不可分割的整体，比较容易看出经学史的发展演变，这与传统的纪传体和书志体经学史那种见木不见林，支离破碎的现象相比是一种尝试，也是一种突破。
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用自己的观点对经学发展的各个时期作了一个连贯的叙述，使得我们能较为容易把握经学的演变。在叙述经学变化的过程中，皮锡瑞注意对各时期经学现象的成因进行分析，如在分析两汉今文经学衰落的原因时，首先从今文经学自身的原因出发，认为今文经学在东汉时，章句之学越来越繁琐，不能适合时代的需要；加之受到古文经学的打击，从而走向衰落。这种注重对学术演变前因后果的分析，对于后人理解经学蜕变的原因具有一定的启发性。
《经学历史》一书的另一个较为明显的特点还表现在该书的编纂体例上。
《经学历史》在述论经学发展的过程时，将经学史划分为十个时期。每个时期的标目实际上也就是该时段的特点。在讲述每一时段的经学发展时，皮锡瑞从制度、经籍、人物等几个方面展开论述，皮氏中间还插有皮氏之评论，夹叙夹议，“史”“论”结合，这种撰述方法既注意到了经学发展过程中“面”上的表现，又注重“整体”与“局部”的统一，即面上的展开均与该时期的特点相一致，每一分段的论述又为皮锡瑞经学观――今文经学为正宗这一总论点服务。这种体例有利于从横向――经学发展的面上的表现和纵向――经学发展的总体趋向把握经学，使得在叙述经学史时，既能了解经学在各个时期发展的大势，又能把握这一时段经学在经学史总体中所处的位置，以及这一时期上一时期前后的联系与得失，集叙述议论于一体，做到了以史证论而又论从史出，这实际上是借鉴了章节体的特点。章节体主要特点是以章节为纲，按题分章立节。不同章节的编排有助于加深对问题的研究，有较大的包容性。《经学历史》一书，不能算是纯粹意义上的章节体，因为其中没有“章节”名称，但皮氏所列标题一目了然，概括大要，实具有章节的意义。章节体体例源于西方，近代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学术也走上了近代化的历程。《经学历史》在继承中国传统经学史的基础上，借鉴了西方史学的编纂体例之长，对学术史、经学史的研究走在向近代化的历程中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作为第一部完整意义上的中国经学史，《经学历史》有其优点，但由于受作者学术立场的限制和时代的局限，其中也存在着许多的问题甚至是错误，具体表现为：该书对经学史上各阶段的重要经学人物的评价有失偏颇；对于经学史上某些重要流派甚至避而不谈。
皮锡瑞站在今文经学家的立场，对于经学史上的重要的解经流派――古文经学和宋学都持否定态度，他认为古文经学是史学；宋学经解不符合圣人之意。然而，宋学运动实际上是一场孟子的升格运动，理学在发展传统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同时，更偏重于内圣之学，最终使得《四书》之学超越于《五经》之上，修齐治平之道成了社会各阶层崇奉勿替的价值准则，从而对传统社会中后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理学家在继承魏晋玄学宇宙本体论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精致的形上思辨，使得传统儒学更加理论化。这对于强化中华民族的逻辑思辨能力，拓展传统儒学的学术内涵都具有了无可替代的积极意义。因而是中国传统儒学的重要发展阶段。而《经学历史》仅以 “空谈义理则无用”而否定之，不免显示出浓厚的功利化色彩，故评价也就武断。但值得注意的是，皮氏在否定宋儒义理解经时，对于朱熹一派缺多有提及并曲意回护，如提到理学家删削经文以就己意时，皮锡瑞认为此种学风与朱熹无关而肇端于二程兄弟，谓二程兄弟从义理出发断定章句的“真伪”，而朱熹则是按照理学的义理补写并加以发挥而形成现在的《大学》通行本。其实，朱熹强分《大学》“经”、“传”，学界早有此说，皮锡瑞明知而不置一喙，显失公允。我们知道，朱熹治学重“格物”、“致知”，在学风上表现为朱熹重名物、典制的考据，是故章学诚认为朱学为清代学术的思想源头。我们看清代今文家如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因其人受乾嘉考据学风浸染较深，故均对朱熹极有好感而崇奉之。此种选择，与后期的魏源、康有为的是陆王而非程朱而大不相同。如前所述，皮锡瑞治学踵凌曙、陈立、王贻运一派而来，其学风亦属实学一路，也因此皮氏要曲意回护朱熹。正是站在这一立场上，皮锡瑞对于理学中的重要流派??陆王心学，没有专门进行评说。这不是简单的忽略，而是和皮锡瑞的家派门户之见有关。皮锡瑞从通经致用的角度出发评价经学流派，但皮锡瑞又受考据学风的浸染，从今古文方面来看，他尊今抑古；在汉宋观上，皮氏褒汉而贬宋，他一直坚持清儒反形上思辨的传统，认为其性理之谈近于老释之学，而在朱学与陆王心学的评判上，朱熹学风扎实，实为清儒考据学风的不祧之祖。皮锡瑞重考据，与朱学之实证学风存在暗合的一面，是故《经学历史》多曲护朱熹，而对陆王心学只用 “糟粕六经”一语带过，更不要说对其进行客观的分析了。
皮锡瑞对于经学史上重要的人物的评价也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在皮氏看来，凡治古文经者，在政治上均有大逆不道之倾向，如他认为刘歆治古文是为了助莽篡汉，又谓王肃、杜预之倡古文、注《左传》是为了助司马氏篡魏。刘歆之助莽与他治古文经了无干系，此一点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已有明辨，至于说王肃、杜预之治古文，与司马氏之篡魏有关，于史无征，这更属皮氏的主观臆断。查《魏书》王肃列传，称：“王肃亮直多闻，能析薪哉！刘?以为肃方于事上而好下佞己，此一反也。性嗜荣贵而不求苟合，此二反也。吝惜财物而治身不秽，此三反也。” 根本找不到王肃助司马篡魏的影子，至于杜预，他本着古文经学的立场，从前人对《左传》的注释中找出符合《春秋》的解说作《春秋左传集解》，今人刘家和先生已有详论 ，可供参考。查找《晋书?杜预传》也根本找不到杜预帮助司马氏篡魏的痕迹。
《经学历史》将经学的发展分为十期。从皮锡瑞的分期来看，经学的发展从两汉以后就在走向衰落。皮锡瑞重“今”轻“古”，扬“汉”抑“宋”。他认为古文经学之兴起是对经学的第一次破坏；宋学之兴又是对汉学的破坏，因此，皮锡瑞对古文经学与宋学评价极低，他的经学历史即是以古文经学对今文经学的破坏以及宋学对汉学的破坏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但是自西汉末古文经学兴起后，重典制考证、音韵训诂，实为经学“向前”发展而非“衰落”的一个新阶段，由许慎、郑玄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家，开启了下至于隋唐的一代新学风；至于理学，杂采佛老入儒，将儒学的纲常名教作“形上”安顿，将传统儒学理论化、“哲理化”，这更应当视为经学的发展而不是衰落。在理学发展的过程中，朱熹一派由“格物”而“致知”的治学路线，胎育出严谨扎实的治学风格，这不仅是东汉经学学风的回应，更是清儒考据学风的源头。朱熹之学与清儒之渊源，章学诚《文史通义?朱陆》所言甚详，惜乎皮锡瑞对此均视而不见，他站在“今文”（西）“汉学”的立场上抑古文、反宋学，以己意而衡经学之衰落，皮氏的这种分期法归根结底是为了凸显清代今文经学的“复兴之功”。
皮锡瑞以“有用则盛，无用则衰”视经学，全然将经学作为政治的工具来看待。他认为今文经学的衰落是由于章句之学的发展使得后期今文经师背离了先师的师法，偏离了为现实政治服务这一目标而走向衰落。殊不知，两汉今文经学的衰落恰恰是因为今文经学与政治之间未能保持一定的张力，和现实政治“贴”得太近所致，今文经学的谶纬神学化是它衰落的重要原因，皮锡瑞站在“今文”（西）“汉学”立场上的经学分期法，家派色彩太浓，主观性太强，未能真正揭示经学历史发展的实质。
《经学历史》成书于1905年，1907年由长沙思贤书局刊刻，从此，该书迅速流传，1928年，商务印书馆作为国学基本从书出版，对于近代以来的政治、学术研究起过重大的影响。
在政治上，皮锡瑞反对革命而力主清政府推行新政，《经学历史》一书正是皮锡瑞这种政治立场的产物。1905～1907年，章太炎正以古文经学为武器，大倡排满革命，与当时宣传保皇的康有为进行论战。章太炎见到《经学历史》后立刻明白了皮锡瑞政治含义，是故章氏将皮锡瑞视为康有为之同道，而对其《经学历史》痛加批驳，1907年章太炎作《驳皮锡瑞三书》，谓《经学历史》“钞书原委，故妄以己意裁断，疑《易》《礼》皆孔子所为，愚诬滋甚”，为“牧竖所不足道”， “然而，章太炎仍纠缠于孔子喜《易》制《礼》的古老争论上，并不能否定皮锡瑞”，并没有辨明《易》与《春秋》是否是经学之重镇，也即清代今文家的理论到底能否成立。但是，章太炎为革命派领袖，学界泰斗，他能够注意到《经学历史》，从一个侧面反应了《经学历史》一书在当时的影响。
《经学历史》成书的同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制，经学至此退出政治舞台，这使得《经学历史》对于经学史的叙述成了经学寿终正寝的挽歌。在经学由中心走向边缘化的过程中，对经学史的研究逐渐走向学术化的道路，《经学历史》对此有一定的推动作用。1907年《经学历史》刊行后，同年刘师培作《经学历史教科书》，刘师培将经学历史的发展分为四期，其所重在经学典籍的传衍，刘师培身为古文家，他的经学立场与皮锡瑞大异其趣，书中多次强调了古文典籍之可信，显然系针对《经学历史》及《经学通论》而发，以纠皮锡瑞之偏颇。这种论辩实际上推动了经学史研究的发展。1927年，日本人本田成之的作《支那经学史论》，本田成之将中国经学发展分为七个时期，显然受到《经学历史》的启迪。本田成之述先秦述儒学典籍的流传完全取法《经学历史》；其有关两汉今文经师的“师法”与“家法”之说也全由皮锡瑞之论脱胎而来。1936年，马宗霍作《中国经学史》，马氏在自序明谓：“晚世有皮锡瑞的《经学历史》，始自具裁断”，肯定了皮锡瑞在经学史研究的首创之功，但认为皮锡瑞“与但事抄书者稍殊，持论既偏，取材复隘”。马宗霍之书实是对皮锡瑞之书得纠偏，但在分期（马宗霍分为十二期，按朝代裁断）上下限与皮锡瑞分法大同小异，在内容上，也借鉴了皮锡瑞的会通思想，体例上，马宗霍在书中史论结合，在章节体已走向普及的时期（马宗霍书成于1936年），仍然与皮锡瑞之书的形式无大改动，足见其只是在纠正皮锡瑞，同时也看出其受皮锡瑞影响之深。马宗霍之书与皮锡瑞之书相比，无论从观点上、材料上都比皮锡瑞书客观充分，但与皮锡瑞之书的关系来看，不能不想到皮锡瑞之书对经学史研究的推动作用。 << 因为情书,所以情书 | 首 页 | 所南开始减少 静漪横空而降 >>
经学千万种,只爱皮锡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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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第2期
(复总第56期)
船山学刊
Chuamhan Journal
NO.2,2005
Sum No.56
大陆班锡瑞研究述评
吴仰湘
皮锡瑞(1850-1908)字鹿门,湖南省善化县(今长沙
市)人.他14岁考取秀才,24岁获选拔贡,43岁中式举人,
但四次会试不中,遂绝意功名仕进,专心于讲学和著述,
曾长期主讲南昌经训书院.他还早有经世大志,主张通达
古今之变来经世救时,1898年出任南学会学长,1902年创
办善化小学堂,此后相继在湖南高等学堂,湖南师范馆,
湖南中路师范学堂,长沙府中学堂等处授课,并兼任善化
小学堂监督,湖南高等学堂代理监督,湖南省学务公所图
书课长,湖南省图书馆纂修等职.
皮锡瑞在晚清学术和政治领域的重要地位,早已引
起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现有关于晚清经学,戊戌变法和
湖南近代史的相关成果,无不或多或少地论及他的生平,
学术及参与南学会的情况.以下就笔者所见,对大陆皮锡
瑞研究的著作和论文(专篇或专节)作一概述,并略加评
论,管窥之见,期有稗益,至于遗漏及不当之处,敬请方家
指正.
一,对皮锡瑞生平和政治思想的研究
在皮锡瑞段世后的一段时间内,学术界对其生平知
之不祥.周予同1928年发表的《经学历史))注释本序言
中,虽置有"皮锡瑞传略",却只有寥寥数语,自称是"简
短疏略的小传",并说:"我很惭愧,我所得于皮氏的生
平,仅仅简略如.他的生卒,他的师友,他的学术的传授,
我竞无法查考.我曾辗转地询问几位湖南的学者,但不是
没有回音,就是以'不知'答.n (1)M南省立一中(其前身即
皮氏任教的长沙府中学堂)在1932年以两期校刊出版了
"皮鹿门先生纪念专号",刊载10余篇回忆性文字和评
述其学术的短文②.1938年,他的孙子皮名振发表一篇千
余字的《皮鹿门先生传略》,附有详尽的《皮鹿门先生著
述总目》⑧.皮名振接着出版《皮鹿门年谱》,记载下皮氏
一生的大体行踪,将其诗文和经学著述分年载明,并转录
皮氏16种著述的自序,他序或凡例,大致描绘出皮氏生
平和学术的粗糙轮廓,为后人了解和研究皮锡瑞提供了
极大的便利气
皮锡瑞在政治上最引人嘱目的地方,是戊戌年应聘
担任南学会学长,并连续讲学12次,为湖南的维新变法
大作宣传工作.因此,学术界对皮锡瑞政治思想的研究,
是从探讨其变法思想开始,己有的研究成果也多与此相
关.汤志钧最早注意到皮锡瑞的变法言行,并在论康有为
时,将他与廖平,皮锡瑞作简单对比,认为"康借今文论
政,不但和启示他的廖平不同,也和同主变法的皮有别.
廖,皮立足在学术上,而康则着眼于政治.廖虽主今文,但
重家法;皮虽主变法,又植根封建.康是向西方学习的先
进的中国人,而廖,皮主要还是经今文学的经师"⑤.宋卫
忠认为皮锡瑞是戊戌维新的积极支持者,对其变法思想
作了专门讨论.他认为皮氏是受甲午战败刺激,从传统
的经世致用走上维新变法之路,并用其擅长的经学来理
解,附会西学,阐述变法的合理性与紧迫性.他还从政
治,经济和社会变革等三个方面,总结了皮氏的具体变
法主张,指出:"他的变法思想直接与湖南维新运动紧密
联系在一起,无论是兴办学会,开发经济,还是社会风俗
变革,都是当时湖南争论最激烈的问题,因而具有积极
的现实意义.另外,他的变法思想比较明显地表现出中
西融合并与今文经学形式相结合的特点,在今文经学阐
发微言大义,经世致用的旗帜下,他将古今中外的学术,
思想与变法图存结合起来,使中西文化在思想中实现了
统一."⑥
近来仍不断有人探讨皮锡瑞的变法思想,但视角有
所不同.马少甫梳理了皮锡瑞变法思想的转变过程,将其
分成三个时段:第一,皮氏早年面对四夷交侵的时局,"援
引传统儒家理论中的夷夏大防观来借史论政",力主清廷
抵抗列强侵略;第二,甲午战败后,皮氏转而认识到要向
西方学习,但不知置西学于何处,后来接受康有为的变法
一44一
理论,思想再次转变,"皮氏在了解康氏'孔子改制说'的
基础上,已倾向于'孔子改制说',这也使得皮氏今后的
论政方法将发生转变,即由借史论政转移到以经论政的
途径上来";第三,加入南学会后,皮氏一方面倡言孔子创
教改制说以宣传变法,另一方面只主张学习西方科技,并
将西学附会入中学,"透露出皮氏思想中对传统文化的一
种忧虑",因而在宣扬维新变法的同时大力弘扬儒学.作
者实际上是将皮氏变法思想视作传统文化在中国近代化
过程的一个缩影,从而"突显近代化过程中'中体西用'
的复杂性"⑦.笔者则综合考察皮锡瑞参与戊戌湘赣维新
和清末湖南兴学的言论,事迹,将其变法思想的特色归结
为两点:一是反对"扫地更新"的渐变论,始终坚持不求
速效的变法论,主张改革应走平和,渐进之路,批评"过激
主义",强调"步步皆踏实地"才是变法的正途;二是"不
必皆从西法"论,一方面公开倡导向西方学习,要求引进
西学以求自强,另一方面强调坚持中学的主体地位,反对
变更纲常伦理等立身之本,一再批评时人"尽变西法",
"尽从西学"的言论.文章还对皮氏坚持渐变论和认同
"中体西用"的原因各作分析,评价,指出:"他对维新变
法的整体思考,对开新与除旧关系的把握,对于改革仍然
有着极大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指导意义过去的研究多肯定
康梁派'速变','全变'的急进思路,表彰激烈的变法言
行,而指责诸如皮锡瑞这样的主张为'妥协','调和',
未免有失偏颇."⑧
此外,关于皮锡瑞生平和政治思想的研究成果,主要
是笔者发表的系列论文和专著《通经致用一代师:皮锡瑞
生平和思想研究》.《皮锡瑞之史论与其政治思想》根据
皮氏"陈古以切今"的究史旨趣,抉发其隐含在史论中的
政治主张,并指出皮氏变法思想的萌生和成熟,始终与
"参考历代史事"有着直接和密切的关系,特别是戊戌年
标举"不引经书,专讲史事",以使变法跳出"康学巢
臼",借以凸显自己与康梁变法思想的差异⑧.《皮锡瑞与
晚清教育变革》指出皮氏在戊戌变法期间,极力推动湘赣
两省废除八股,改革书院;在清末新政中,积极参加湖南
省城的兴办新学,并在新旧教育交替之际,对如何尽快普
及新教育,如何在新教育中维持经学等问题作了认真的
思考和努力,为推动湖南教育近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气
《皮锡瑞"文明排外"思想论评》分析皮氏甲午战争前后
从严守"夷夏之防"到提出"文明排外"的思想转变,并
着重剖解他"不明与之争,而暗与之拒"的反侵略思想,
认为它在当时是比较切合实际的反帝斗争策略,"对于列
强虽不作公开的抗争,却是一种积极的防御和主动的抵
抗,同样值得肯定"..《皮锡瑞南学会讲学内容述论》对
其讲学内容作了全面考察,并归结为三点:一是大力宣扬
合群之义,以破除学派门户之见,兼采众长来救亡图存;
二是强调开启绅民之智,反对仇外打教,主张"文明排
外",变法自强;三是从经史中阐发"素王改制"之义,申
论维新变法之说,推动湖南的维新运动@.皮锡瑞因南学
会讲学,遭到以叶德辉为代表的守旧势力的指责和攻击,
皮,叶之争是湖南维新期间新旧斗争的重要一环,颇受研
究者重视,但过去因客观史料的限制,加上主观上的简单
化做法,学术界对皮,叶之争所做出的评判,对皮氏离湘
赴赣的真相及与南学会"停讲"的关系所进行的考察,都
背离了历史事实.《皮,叶之争与南学会"停讲"考辨》以
《师伏堂日记》等原始资料为依据,对这些问题作了认真
辨析,指出:第一,皮氏离湘并非受人逼迫,而是依聘约赴
赣以续经训书院讲席:第二,皮氏并未屈服于叶德辉等守
旧势力,而是毫不妥协,尽一己之力奋起反击;"第三,南
学会实因"天热"一度休讲,与皮氏离湘赴赣无关;第四,
皮氏离湘后,南学会并未停止各种维新活动,"停讲"之
说不确..
笔者在1999年完成博士学位论文《皮锡瑞生平和思
想考述》,后来以此为基础,修改出版《通经致用一代师:
皮锡瑞生平和思想研究》..全书共6章,26万字,主要
依据皮氏年谱,诗文和日记等原始资料,对其生平活动和
一生思想历程进行全面考察,对其中一些基本史实和重
大问题,如皮氏早年的人生困境,从喜好词章议论到潜心
讲学著述的转变,戊戌以前的思想状况,甲午战败至胶州
事变前后的思想转变,留湘应聘南学会的始末,南学会讲
学的主要内容,对待叶德辉攻击的真实态度,维新时期的
主要活动和变法思想,戊戌政变后遭受禁锢期间的生活
与思想,参与清末湖南兴办新学的言行主张等等,分别加
以考证,评述,对皮氏生平志业作了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
描述.书中比较详细地论述了皮氏的人生理想,经世主
张,维新言行,变法思想和通经致用的治学立场.书后附
录《(皮鹿门年谱)纠误》和《(师伏堂未刊日记》文字正
误》,则是依据《师伏堂日记》手稿,纠补《皮鹿门年谱》
和《湖南历史资料》刊载的皮氏1897-1900年间部分日
记中的大量讹误.
此外,李开负责主编的《晚清学术简史》有一章题作
"皮锡瑞平实致用,倚重学术的今文经学",但内容全是
叙述皮氏生平与政治思想,而且根据行文与注解,可知基
45
本上是抄撮拙著而成,此外别无新意..
二,对皮锡瑞治经成就和学术思想的研究
皮锡瑞精研群经,旁通诸史,撰述宏富,成就卓著,生
前即屡获王闻运,王先谦,叶德辉等人的称扬;在他去世
后,更不断有人着意表彰他的经学成就与治学精神..杨
树达曾出资重刊《师伏堂笔记》,并在各种序言和短文中
对皮氏学术大加颂誉.刘茂华除了赞颂皮氏学术精湛外,
极力表彰其民族思想..支伟成以为皮锡瑞"治经出入今
古文之间",笃信《公羊》改制之说,笺《王制》则"翼张
鲁学,实开近代蜀派之先声".他又指出皮氏治学的历程,
是初治《尚书》,中攻郑学,晚贯群经,创发大义..徐世
昌主持编撰《清儒学案》时,以皮锡瑞"研精汉儒经训之
学,宏通详密,多所发明",专设《鹿门学案》,誉其经学
"博洽精审,亦能折中群言,无所偏激"..李肖聊为皮锡
瑞晚年垂青的入室弟子,曾有心编撰一部皮氏年谱而未
成书,于是在《湘学略》中设《鹿门学略》,聊以彰扬师门
遗教,并称"考其学业,则经学挺出于清儒,论其文章,则
根底特殊于华土"色.
以上这些评述,虽偶尔有精悍可喜之处,但不属于真
正意义上的研究.以下对皮锡瑞治经成就与学术思想的
研究情况,分成四点作一概述.
「 (--)对皮氏学术的总体评述.
周予同较早论及皮锡瑞的经学,以为"皮氏治经宗今
文,但持论平允,没有康有为那样的武断,也没有廖平那
样的怪诞",又说"他的著作内容,虽没有很伟大的创见,
如同时几位著名的经今文学大师;但学术门径很清楚,善
于整理旧说"..这一评语对后来的研究者影响很大,迄
今学界对皮氏治经成就的评价,大多未超出这一意见.张
舜徽特别推崇皮氏的"通人之学",说:"我们认真考虑到
皮氏学术成就的全貌,实是通学门庭,在许多问题上,能
见其大,能观其通.近人只把他看成专治今文家言的经
师,那就太缩小他的作用了.他在清末,实是一位极其博
通的学者,论其造诣,远远超过了王阎运和王先谦."@他
在这里批评后人仅视皮氏为"专治今文家言的经师",实
在是切中肯萦的见解,可惜学界的偏见迄今依然如故.
杨向奎在《清儒学案新编》中,给皮锡瑞专设一案,
转录《经学通论》,《六艺论疏证》,《王制笺》,《汉碑引经
考》诸书自序或重要论述,对皮氏的学术思想作了较多的
评析,其要点有二:一是评价《经学历史》(详后文);二是
通过与廖平,康有为的简单比较,凸显皮氏治学的严谨平
实,指出:"《经学通论》及《王制笺》的性质,可当于廖季
平之《知圣篇》,《古学考》及康有为之《新学伪经考》及
《孔子改制考》,但不似廖氏之泛滥无所归及康氏之枝叶
扶疏,放言高论."又说:"皮氏受廖氏《王制》为今文注
的理论,而以为素王改制之书,而康氏受廖之影响,遂由
平分今古,而尊今抑古,转而影响廖氏,又有《古学考》及
《知圣篇》,三人互有影响,而康氏说态肆,廖说善变,皮
氏说较谨严.".
笔者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试图窥探皮氏经学的整
体风貌.该文主要根据《师伏堂日记》中有关读书治学的
诸多记载,结合皮氏相关的经学论著,来探究其经学观,
归结为三点:第一,"通经所以致用"的经学旨趣,时时以
经世致用作为评判学术优劣的标准之一,公开揭举"学术
与政术相通,期于切实有用"的治学目标,始终将经学与
时事密切结合起来;第二,"义理必兼考证"的经学方法,
主张"说经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反对以空言推衍经
义,要求通过训话,考订来探求经典奥义,对"以臆说为微
言,以穿凿为大义"的常州公羊学派作了严厉批评;第三,
"学求心得,勿争门户"的经学立场,追求博通,强调治学
贵在自有心得,力戒学派门户之见,倡导"解经当实事求
是,不当党同妒真".文章最后论及皮氏经学的历史地位,
认为:"他力挽晚清公羊派之颓习,为学淹博闲肆,持论详
密精审,出入汉,宋,今,古之间.他表彰郑学之善,使晚清
今文学走出公羊派的狭陋之境;他抉发伏学之微,使清代
经学真正回复到西汉之初.他力主"通经致用",推阐"素
王改制",大力赞助湘赣两省的戊戌变法,晚年又致力于
桑梓的兴学育才.皮氏以其治学主张与成就,使今文义例
之学,典制之学和经世之学融为一体,堪称清代今文经学
的集大成者.".
此外,田汉云认为皮锡瑞是清代"正统今文学的殿
军",陶清则视皮氏为晚清今文经学复兴的主角@.但因
他们的考察局限于皮氏的少数几种经学著作,故其相关
论述详见后文.
俘)对皮著《经学历史》的评价.
周予同很早就指出,由于皮氏的今文学立场和经学
家身份,《经学历史》并非经学史著述,写道:"他这部书,
假使粗忽的翻阅,似乎不能将经古今文学,宋学的发生,
变迁,异同,利弊一一显示给我们.他不能超出一切经学
家的派别来记述经学,而只是立在今文派的旗帜之下来
批评反对派.诚然,就经学说,他是没有失掉立场;但是,
一!I:一
就史学说,他这部书就不免有点宣传的嫌疑了."他还从
当时思想斗争的实际需要出发,批判皮氏宣扬"孔教救
国","六经致用","纬候足征",指出这些荒谬思想"在
新旧思想交替的时候,大有纠正的必要"@.杨向奎则对
周予同关于皮氏宣扬"孔教救国","六经致用","纬候
足征"的严厉批判,分别加以辨析,提出"我们不能以后来
的观点评古代",认为皮氏的主张,思想有其时代性,"无
可厚非",所论较周氏要平和,客观和公允@.
田汉云对《经学历史》的总体评价,是"偏致的回顾
与保守的展望".他认为皮氏在书中对古代经学考镜源
流,既详究分合盛衰,又衡论是非得失,脉络清楚,评论精
当,大体上准确清晰地勾画出中国经学的发展演变过程,
在中国经学史上"是一部填补空白的重要著作".与此同
时,作者又指出该书有着严重的缺陷,"应当予以切实的
批评":第一,皮氏站在今文学的立场来总结古代经学,因
而书中偏见较多;第二,皮氏在展望儒学的未来命运时,思
想保守落后@.陈其泰也认为皮锡瑞是"本世纪初年从事
系统的经学史研究的开拓者",其经学史的重要著作是
《经学通论》和《经学历史》,"这两部书是本世纪初年学
术近代化进程中破除对经书的迷信,进行客观和有系统研
究之创始性著作".他认为《经学历史》以比较简明的文
字论述了中国经学史的脉络,勾勒了经学发展,演变的主
线,特别是将经学史划为十个时期,"这种思维方式和划
分阶段的方法,显然得力于公羊朴素进化观和西方进化
论.尽管皮氏的划分和概括未必十分恰当,但毕竟第一次
做到了按照经学发生,发展,演变的过程,分析其阶段性特
点,把它视为其中包含有进化擅变之理的客观研究对象,
并且提出了自成系统,自有见地的看法,因而明显地具有
学术近代化的特征"..
马少甫鉴于人们一直把《经学历史》当作经学史研究
的重要参考书,但对该书在编纂方面的优劣少有分析,因
此加以专论.他认为,《经学历史》对于经学通史的编纂有
许多开创性,不仅从时间的跨度和内容的广度两个方面,
继承和发展了传统经学史注重"会通"的编纂特点,而且
吸收了西方史学的章节体例,将经学在传统社会的发展史
用一个主题思想贯穿起来,因而成为"第一部完整意义的
经学史",对中国近代的经学史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作
者同时又认为,由于皮氏重今文轻古文,扬汉学抑宋学的
学术立场和门户之见等原因,使得该书存在着许多问题和
错误,主要表现是:对刘散,王肃,杜预等重要经学人物的
评价有失偏颇,对陆王学派等重要经学流派故意避而不
谈,对经学的分期呈现出浓厚的今文家法色彩,"因而未
能真正揭示经学历史发展的实质"..
与上述将《经学历史》誉为第一部经学史著作的意见
相反,朱维铮对该书作了很多批评,几乎要完全加以否定.
他反对皮氏以历代统治者对经学的重视程度及官方经学
的研究重心为尺度来对经学分期,批评他的"六经致用",
"孔教救国"和"纬候足征",认为"他著此书的主观取向
是为教张目,名为讲历史而实则反历史",因而正面的影
响并不大,五四后"已经几乎被忘却".在与乃师周予同的
《经学历史》注释本进行比较时,他对皮氏原书的价值似
更有贬损之意,说:"周先生为此书作了详注,重点诊释其
中述及的史实,由此《经学历史》获得了皮氏生前未有的
巨大影响.".
(E-)对皮著《经学通论》的评价.
田汉云认为《经学通论》全面地反映了皮氏对经学的
见解,并指出书中最可注意的地方,是对儒家经典要旨的
阐述,如对《易经》变与不变哲理的阐述,对《春秋》"张
三世","存三统"学说的辨析,"他对经典要旨的阐发,既
注意忠实于经文的本义,又注意切合当世政治的需要,与
康有为,廖平等人的任意附会颇不相同.他的认识代表了
正统的今文学家对儒家学说的重要解读与建构".他同时
也认为,皮氏在书中发掘《仪礼》,《诗经》和《尚书》诸经
大义时,过于强调儒家伦理纲常不可废弃,显得见识庸腐,
"专主今文,鲜用古学;纯取经义,不杂西义,是其主要特
点,其立论的谨严胜于康有为,廖平,但时代气息与康,廖
相比可称淡薄寡味"..陶清也主要依据《经学通论》,将
皮氏经学思想概括为三大基本观点,即孔子作经传世说,
孔子作经改制说,六经是经非史说,认为皮氏的努力对于
今文经学在同光年间的复兴起了重要的作用,说:"皮锡
瑞在晚清今文经学经历咸丰战乱而沉寂之后的崛起中,起
了重要的作用;他援经据典,广集成说,将西汉以来'春秋
公羊学'推衍而成系统之说.他的经学思想的基本观点,
整合春秋公羊学之大成;而主以《春秋》义例范定诸经,也
将庄存与,刘逢禄开山的嘉道年间经世之学的公羊学派的
基本理论充实,拓展,以成一家之言,并达至晚清学术思潮
之主流地位.".
《经学通论》的最后一卷是《春秋通论》,不少人据此
探讨皮锡瑞《春秋》研究的得失.赵生群认为,皮锡瑞治经
崇今文而抑古文,主张依据今文(特别是《公羊传》)探求
《春秋》之义,这一治学立场"不仅影响到他《春秋》学研
究的方法,也直接影响到他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认知和判
47
断",因而出现了诸多失误,诸如将《左传》定性为史书,
缺乏根据;因少数经传不合或有经无传而论定《左传》不
解经,完全否定《左传》与《春秋》的关系要么过于草率,
要么失之偏颇..晃天义等人的意见与此相异,认为皮氏
视《春秋》一书为蕴含着丰富政治思想的政治学著作,
提出"《春秋》非史"之说,"正确阐明了《春秋》一书的
性质,破除了千余年来众多学者一个根深蒂固的误解.
在受非学术因素严重影响,《春秋》性质研究长期处于
误区的近代学术史上,皮锡瑞的这一观点尤其具有重要
的学术价值"..赵伯雄则认为,在晚清今文家中,皮锡
瑞是"对《春秋》经传做最客观平正,最有理据的研究
者",并说《春秋通论》"集中体现了皮锡瑞在《春秋》
学上的主张和见解".关于皮氏对《春秋》学的贡献,他
指出以下四点:其一,何为《春秋》的"微言大义",是
《春秋》学的一个根本问题,皮氏对此给予了十分明确
的解答:其二,公羊家的"素王"说历来遭人n:a议,皮氏
对"素王"概念做了澄清;其三,皮氏对于《春秋》的性
质,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其四,皮氏虽极力反对《左
传》是《春秋》之传,但并不全然否定《左传》的价值.不
过,作者虽对皮氏的《春秋通论》极为肯定,却认为"他
只是一位学者,一位经生,不是政治家,也不是鼓动家,
故他的学术在当时影响比较小,在这一点上,与康有为
等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四)对皮著《今文尚书考证》的评价.
田汉云认为,在皮氏的《尚书》学著作中,《今文尚书
考证》的价值最高,并指出三点:其一,该书对今文二十九
篇经文文字进行逐字逐句的甄别,既辨析今古文本的差
异,也留意今文三家间的歧异,"在尽可能的范围内恢复
了汉代《今文尚书》的原貌",对《尚书》学做出了重要贡
献;其二,皮氏以考证字句异同为重点,"对经典义理罕加
诊释,但是经文与古代礼制关涉殊密处每有深论";其三,
皮氏能广泛运用各种考证方法,广征博引,善于裁断众
说,显示出深厚的朴学功底与严谨的治学态度,与晚清其
他重微言大义而武断附会的今文学家迥然有别..盛冬
玲,陈抗点校了《今文尚书考证》,在前言中,他们从清代
《尚书》研究的学术史着眼,对该书作了相当高的评价,
认为它实集清人《尚书》今文学之大成,"虽是今文学派
一家之说,但总的看来,取材丰富,考订严谨,能够做到言
心有据,不作武断臆说,在清人疏证《尚书》的众多著作
中,书最后出,而持论比较平允"..
另外,张舜徽对皮氏《师伏堂笔记》中存在失误或值
得商榷的十处考证文字,一一作了考辨..笔者也对皮名
振最先提出,学界一直沿用的皮锡瑞"年三十始治经"的
说法,根据《师伏堂日记》等相关原始资料加以辨析,指
出皮氏在此前数年已经开始从事经学研究..
三,结语
皮锡瑞堪称近代中国历史巨变下中层士绅的一位典
型,他从经世救时走向维新变法,由"穷愁著书"转而"通
经致用"的经历,言行与思想,正是晚清数十年间社会政
治和学术文化变迁的一种缩影.因此,对他的生平,思想
与学术展开研究,本身有着重大的学术价值,对于深化清
代经学史和晚清湖南地方史的研究,也有较大的推促作
用.然而综观已有的论著,可见大陆学术界对皮锡瑞的研
究,无论从论著数量还是研究深度来看,正处于起步阶
段,欠缺较多:
首先,对于皮锡瑞的生平,思想和学术,一般性的介
绍很多,专门性的研究较少,而且研究者往往不注意全面
发掘史料,因此剖析很不深入,甚至某些基本的史实长期
错讹相承.
其次,已有的研究成果偏重政治而略于学术,与皮氏
经学大师的身份不尽相符.同时,研究者大多注意将皮锡
瑞与其前的刘逢禄,魏源及同时的康有为,廖平进行比
较,但却缺乏对比较对象的经学成就与思想的深入研究,
因而这种比较研究所得出的认识和结论是否准确可靠,
未免令人生疑.
再次,皮锡瑞的治经成就主要在《尚书》学和郑学两
个领域,可是今人大多将《经学历史》,《经学通论》视为
他的代表作进行研究,并据以评判其经学思想.虽然有少
数人注意到《今文尚书考证》,《王制笺》在晚清经学史
上的重要地位,却未作专门性探讨.因此,对于皮氏学术
思想及评价,研究者往往仅指其力主通经致用的为学旨
趣,严守今文门户的治学立场,立论严谨平实的优良学风
和善于整理旧说的学术地位.相对于皮氏的宏富著述与
卓越成就,现有研究实在难免得其小而失其大之讥.
因此,今后的皮锡瑞研究,可以朝着三个方面进行:
第一,加强有关皮氏文献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对其己经刊
刻的经学论著可以有计划地予以点校,其未刊的《师伏堂
日记》,《师伏堂经说》,《师伏堂经学杂记》,《读通鉴论
史评》等一大批手稿,更是PA待发掘,早日公布于世,为学
术界全面,深入开展皮锡瑞及相关研究提供丰富而宝贵
一48一
的资料.第二,在全面掌握和认真解读皮氏各种著述的基
础上,探讨其治经成就和学术思想,找准皮氏学术的要
害,特别是要改变以《经学历史》和《经学通论》来评析
其经学的通病.第三,在深入进行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对
皮锡瑞和晚清其他今文学家进行比较研究,认真清理清
代今文经学的发展历程,并据以评定皮锡瑞的治学特点
和学术地位.
(作者系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注释: ①周予同:《经学史与经学之派别―皮锡瑞<经学历
史)序》,载上海《民铎》第九卷第一号,1928年.
②湖南省立一中编:《湖南省立第一中学校校刊》第
22.23期合刊,1932年12月出版,所刊文幸有:彭晋云《序
首》,杨树达《经师人师之皮先生》,李肖璐《皮先生年讲
序》,陈介石《鹿门经学之管窥鑫浏》,曹典球《《经学通
论》玻》,李肖共《书(师伏堂骄文》后》,曹孟其《鹿门先
生》,方克刚《追忆鹿门师》,刘茂华《鹿门先生著述一
览》,杨树达(((师伏堂笔记》序》,罗元鳃《皮师回忆》,皮
名振《皮鹿门年谱述略》.
③皮名振:((皮鹿门先生传略》,载长沙《南强旬刊》第
一卷第7期,1938年5月出版.按,中华书局1959年印行
的周予同《经学历史》注释本将该文收作附录,但将"皮名
振"误作"皮名举",今日仍有人以讹传讹,故在此特为指
出. ④皮名振:((皮鹿门年语》,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
③汤志钧:《皮拐瑞》,见《戊戊变法人物传稿》卷上,
中华书局1961年初版,第448462页;《康有为和廖平,皮
锡瑞》,见《近代经学与政治》,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
186196页.
⑥宋卫忠:《皮锡瑞的变法思想浅论》,载《湘潭师范
学院学报》19%年4期.
⑦马少甫:《皮锡瑞变法思想浅论》,载《榆林高等专
科学校学报》2002年3期.
⑧吴仰湘:《论皮拐瑞变法思想的特色)),载《船山学
刊N 2003年3期.
③吴仰湘:《皮拐瑞之史论与其政治思想》,载《求索》
2001年1期.
0吴仰湘:《皮拐瑞与晚诸教育变革》,载《湖南师范
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3期.
0吴仰湘:《皮锡瑞"文明排外"思想论评》,载《社会
科学挥刊》2001年4期.
0吴仰湘:《皮踢瑞南学会讲学内容述论》,载《江西
社会科学》2002年5期.
0吴仰湘:《皮,叶之争与南学会"停讲"考辫》,提交
"2000年中国博士后学术大会"(大连,2000年11月),后收
入《经济管理与社会科学前沿研究:2000年中国博士后学
术大会经济管理与人文社会分会学术会议论文集》,中国
金融出版社2001年.按,文中部分内容可参见拙文《南学
会若干史实考辫》第三部分,载《近代史研究》2001年2
期. 0吴仰湘:《皮锡瑞生平和思想考述》,湖南师范大学
历史系博士学位论文,1999年6月,麻天样教授指导,正文
120页,约11万字;《通经致用一代师:皮锡瑞生平和思想
研究》,击麓书社2002年版.
0李开,刘冠才主编:《晚清学术简史》,南京大学出
版社2003年版,第94101页.
0当然,也不断有人对皮拐瑞加以批评,如幸太炎,陈
汉章,陈大丘等出于门户之见,对他大加讥评;从学术角度
对皮氏经学观点加以批驳的,有时父:《驳皮锡瑞六经出于
孔子说》,载《东池大学周刊》第103期,1930年10月出
版;杨敏曾:《皮锡瑞<经学通论》书后》,载《国风半月刊》
第五卷六,七合期,1934年10月出版.
0刘茂华:《近代湘学概论》,载《南强旬刊》第一卷
第三期. 0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卷八,击麓书社1986
年,第267^269页.按,支伟成谓皮氏"尝一任京师大学堂
教习,归而著书以老",此说实误,后不断仍有人沿袭,故特
予指出. 0徐世昌:《鹿门学案》,见《清儒学案》卷192,中国
书店1990年影印本.
@李肖耽:《鹿门学略》,见《湘学略》二十一,击麓书
社1986年版,第211215页.
0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
"序言"第8^9页.
0张舜微:《皮踢端》,见《清孺学记》卷七,齐香书社
1991年,第358364页.另,在《清人文集别录》,《爱晚庐
随笔》等书中,张舜徽对皮锡瑞还有一些零星的评论,也值
得研究者参阅.
0杨向奎:《鹿门学案》,见《清擂学案新编》卷四,齐
香书社1994年版,第275341页.
0吴仰湘:《(师伏堂日记》所见皮锡瑞之经学观》,载
《湖南大学学报》2004年6期.
⑧田汉云:《皮锡瑞:正统今文学的殿军》,见氏著:
《中国近代经学史》,三秦出版社19%年版,第348-365
页;陶清:《晚清今文经学的复兴 皮锡瑞》,见蒋国保等著:
((晚清哲学》,安徽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440页.
@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
"序言"第8^9页,第1014页.
0杨向奎:《鹿门学案》,见《清孺学(下转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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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羽侯纂修《儒藏》,己付诸实际行动.但纂修到了
什么程度,有何绩效,由于四百年的时间阻隔,现己无从
考据.而其已经刊印成书的主要著作《遂初堂集》和《孔
孟世论》等,现在还没有找到其原本,仅能从《孙氏族谱》
查到其序言和记载,这不能说不是一大憾事.
孙羽侯的著作成就比较高,颇有建树.据汤显祖评
价,久负盛名的李梦阳,何景明(明前七子之首),其著作风
格"大致李气刚而色不能无晦,何色明而气不能无柔,神
明之际未有兼者";还有一些文人学士的文章,不是"位
局""反置",就是"脉理""臆属";还有的是"乱而靡
幅,尽而寡蕴".而孙羽侯属"世有悦之者",他的文章则
是"引绳步尺","幅裕而蕴深","公之所以为文也,盖江
汉洞庭为水,渊拒足以滋演文貌;鹑首祝融为火,雄精足
以显发神明.然则公之文为必传,传必久,李何七子之间
有以虚公矣."由此看来,孙羽侯的著作风格和文学成就
已大大超越了明前七子.
东布政司右参议,浙江按察司按察史,辽东巡抚.著有《梁
谱集》,《黎床吟》.次子孙毁(1585-1643),终身为学著
述,著有《古微书》四种(一删微,二胭微,三焚微,四线
微),《洛书纬》,《河图纬》,《孝经纬》,《论语纬》,《诗
纬》,《乐纬》,《礼纬》,《易纬》《春秋纬》,《尚书纬》,
《录运期徽》等大量著作(现存国家图书馆的就多达数十
部,八百多种).三子孙A(1598-1644),也是终身立著,所
著《唐纪》七十卷,在清代编纂《四库全书》时,被列为四
库全书存目,现保存在国家图书馆,天津古籍出版社于
1998年出版影印本,具有很高的文学和史学价值.
孙羽侯首倡纂修《儒藏》,孙氏家族"世代雕龙",其
为国学发展所作的贡献不可磨灭,值得称道和当今学者
借鉴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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