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大学校长皮宗石
解放前，我国的大学有三种类型：国立的；省立的和私立的。国立大学，直属国民政府教育部，校长由国民政府行政院任命，经费主要由国民政府财政部拨给。因为经费有保障，学校的实验设备较齐全，图书资料较为充足，教职员工待遇较高，能聘请一批有真才实学、知名度较高的教授任教，教学质量有保证。毕业出来的学生，在社会上反映较好。特别是抗日战争以前，全国国立大学不足十所，都是名牌大学。
省立大学，由学校所在省领导，校长由省政府聘任，经费一般不充裕，校舍一般较陈旧，因受地域限制，发展受到一定影响，难得有一所有名气的省立大学。
私立大学，顾名思义为私人所办，校长为校董事会聘请，其中有一些教会办的大学，它的经费较充足，校舍也较好，也有一些办得较好的大学，如北京的燕京、辅仁、协和医学院；上海的圣约翰；南京的金陵；广州的岭南；长沙的湘雅医学院等等。不是教会办的，天津南开大学，也是办得很好的。
省立湖南大学，成立于一九二六年，地址在长沙岳麓山的岳麓书院旧址。岳麓书院是长沙岳麓山的一处重要史迹，它不仅反映了我国悠久的文化历史，而且对湖南的教育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自北宋创建岳麓书院千余年以来，多少天灾人祸，使书院屡遭破坏，仍不断重建，始终在此兴学不绝，这里一直是湖南高等教育的基地。湖南大学继承了这个优良传统，成为我国较早的、办得较好的省立大学之一。
但省立湖南大学，毕竟受地域限制，较为闭塞，经费不太充裕，教职员工待遇较低，发展前途受到一定的限制。湖南大学师生早就想改成国立大学，并成立了“湖南大学国立运动促进会”，到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请过愿，还敦请湘籍知名人士支持。但省立大学改国立大学不是很简单的。国家要考虑与地方的关系，省里愿不愿意放弃自己管的大学，有的省立大学基础较差，国家也不想接收。国家还要考虑财政预算等问题。所以在抗日战争前，省立改国立的大学几乎没有。
一九三六年冬，省立湖南大学校长黄士衡提出辞职，湖南省在研究继任人选中，提出由时任国立武汉大学教务长的皮宗石来继任。湖南各界公推当时的湖南高等法院院长陈长簇给皮宗石写信，劝其来接任湖南大学校长。陈长簇与皮宗石在清政府时，是同榜考取到日本留学的，在日本一同参加同盟会，私交很好。陈长族的信寄到武汉大学时，恰好皮宗石休假到日本去了。皮宗石的夫人拆看信后，因不赞成其夫到湖南工作，信被扣留下来。过了一段时期，陈长簇对老朋友不回信大为不满，再来信很不客气的质问，为何不回信。皮宗石夫人这时才连同前信，寄我国驻日本大使馆转皮宗石。
皮宗石原计划在日本休假一年，到达日本后，发现日本军国主义者，积极准备扩大侵华，局势较为紧张，加上湖南大学之事要回来面商，所以提前半年于一九三六年底回国了。皮宗石回国后先到南京见他的老朋友，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王世杰，关于湖南大学之事，征求王的意见。王世杰与皮宗石同在英国留学，回国后，先后被当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为北大教授，共事多年。蔡元培离开北大到南京政府工作，王世杰与皮宗石又一同到南京。蔡元培要他们一同筹建国立武汉大学，王世杰任首任校长，皮宗石任法学院长又共事几年，成为挚友。
王世杰赞成皮宗石去湖南大学。皮宗石则提出，湖南大学如能改成国立大学就去，否则不去。王世杰说，这个问题，不是那方面说了算的，湖大师生虽然为国立事来南京请愿过，但湖南省政府是否愿意交出这所大学。还有人事问题，省立改国立，校长人选难得一致，省里同意的人，中央不一定同意，中央决定的人省里不一定接受。现在是湖南要你去，中央也会同意你任校长。人事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你到湖南去看看，我们再商量。
皮宗石从南京回到武汉稍作逗留，即到长沙了解情况。当时省主席是何健，皮宗石过去也认识。湖南省教育厅长朱经农，是老熟人。教育界许多有影响的人，大都是老朋友。经各方面了解商谈，为湖南大学今后的发展，都赞成改国立大学。湖南省政府也愿意将省立湖大交出来，只是过去没有与南京方面沟通。皮宗石得到这个承诺，立即再去南京与王世杰商谈，谈得很顺利。王世杰要皮宗石先接省立湖南大学校长，暑假期间改为国立大学。
皮宗石按照王世杰的意见，于一九三七年二月，接任省立湖南大学校长。在当时长沙犁头街，湖南大学市内办事处，由黄士衡办交接仪式，将湖大的关防交给皮宗石。
同年七月，国民政府行政院正式命令，省立湖南大学改为国立湖南大学。行政院简任皮宗石为国立湖南大学第一任校长。湖南大学是抗战前第一所由省立改为国立的大学。
迁到辰溪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后，特别是北平、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相继沦陷后，国民政府决定从南京迁到重庆。中国的文化重心，迅速发生了南迁和西移的变化。作为抗战战略后方基地的湖南，也就一度成为抗战文化运动的重心。北平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天津的南开大学都迁到长沙，合并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长沙一时成为后方重要的城市。
但好景不长，国民党的节节败退，武汉失守，湖南由战略后方变为正面战场的前哨阵地。长沙也不是安稳的地方了，日寇飞机也经常轰炸长沙，长沙临时大学又西迁昆明，成立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国立湖南大学也要考虑搬迁了。北方及沿海一带的大学，大都迁往川、黔、滇、陕等省，湖南大学是否也往这些地方迁？当时校领导经过研究，认为不需迁那么远，湖南西部地势险峻，日寇也许到不了那里。决定迁往湖南西部最远、与贵州省相邻的一个专区――芷江（当时没有怀化，怀化仅是一个小镇叫榆树湾，属芷江）。这里有一所新办的私立弘毅中学，校长姓刘，系北京大学毕业生，是湖大皮宗石校长在北大任教时的学生，是湖大当时文学院长李寿雍的北大同学。由李寿雍与这位刘校长协商好，湖南大学迁芷江，并依托在弘毅中学内。
由于战事的发展，湖南大学在一九三八年春季早就着手迁校的准备，图书、仪器能装箱打包的，都先行装箱打包。一九三八年四月十日，日机轰炸湖南大学，图书馆付之一炬，只留下一个躯壳。但图书损失并不惨重，因事先已将馆藏珍本、善本书籍装箱移置爱晚亭边的山坳里。
八月初，校长皮宗石的夫人及儿子皮公亮、文学院长李寿雍的家属等先行从长沙搬家到芷江。可是情况很快发生变化。国民党决定在芷江修建一个大型飞机场，作为空军基地，并已开始动工，芷江成了军事重地。日寇飞机也开始不断轰炸芷江。湖南大学不得不考虑另外选择地方。湖南大学图书、仪器等早已陆续从水路运往沅陵，所以另选迁校地址，首先考虑还是要在湘西。这时，当时校长皮宗石、教务长任凯南遇到了多年同在日本留学，一同参加同盟会，曾任私立汉口明德大学校长的向绍轩，向是辰溪人，他建议湖大迁辰溪县。辰溪在芷江与沅陵之间，属沅陵专区，是一个很小的县，连一所中学都没有。在这种紧急情况下，经过考察，选址在辰溪县城对河的陇头脑。陇头脑为一个小山包，什么房子也没有，教务长任凯南作为迁校负责人，采取了他们在日本留学时住过的木板房子的模式，利用辰溪木材多，石块多的优势，就地取材，以石块作房屋基脚，所有办公室、教室、学生宿舍等，都采取鱼磷板的形式，很快房子都在这小山包上盖好开学上课了。这个小山包下，就是沅水，水清见底，饮水也没有问题，夏天学生在河里游泳，作为战时大学的校址是很理想的。
一九三九年，薛岳继张治中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兼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战时省会搬到耒阳。当时战区的划分，粤汉铁路以东属第九战区，辰溪的行政区划虽属湖南省，但不归第九战区，而归第六战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是湖北省主席陈诚兼任。
薛岳上任不久，电邀皮宗石到长沙会面，皮宗石过去与薛岳不认识，而薛岳当时也可能不知道国立湖南大学不归湖南省领导。他们见面后，薛岳以第九战区没有一所大学为由，要湖南大学再迁往耒阳附近的酃县，皮宗石当即婉言拒绝了。皮宗石说，大学不像部队，军队接到命令，可立即开拔。大学有教职员工家属，有图书、仪器、设备等，搬一次家是很困难的；湖大是国立大学，重大问题还要请示重庆教育部。
最后皮宗石谈到他与陈诚的交情。抗日战争前，皮宗石在武汉大学工作期间，陈诚一度担任武汉行营主任。陈诚经常拜访包括皮宗石在内的武大一批国民党元老。陈诚夫人是谭延昵的二女儿谭祥，皮宗石与谭延昵又有旧交，为此，皮宗石夫人与陈诚夫人也有交往。皮宗石还委托薛岳有机会见到陈诚时，代为致意。薛岳曾是陈诚部下，听了皮宗石所谈此关系后，不再提起湖南大学搬家之事，只希望今后湖大的毕业生，多输送一些给湖南省政府和第九战区，皮宗石满口答应了。
一九四四年元月，日寇发动强烈攻势，打通粤汉铁路、湘桂铁路，湘南地区全部沦为敌手，耒阳、酃县当然也不例外。而湘西地区，是日寇一直没有占领的地方。国立湖南大学在辰溪平安的渡过了抗日战争的几年，保存了实力。如按薛岳意见，再迁到酃县，其后果不堪设想。 3月2日，校长办公室启动了员工培训系列讲座，首场讲座邀请了 81岁高龄的皮公亮先生讲授校史。
讲座中，皮公亮的生动讲述及武大早期黑白老照片展示，使人回味无穷。皮公亮1944年至1949年就读于武汉大学经济系，其父皮宗石先生参与了国立武汉大学的创办和珞珈山新校舍的建设，曾任我校社会科学院院长、法学院院长和教务长。
校长办公室将采取多种形式的学习开阔员工视野，提高管理水平，除选送员工参加校内外业务技能培训、到校外单位参观考察外，重点开展专题讲座活动，把专家讲授和内部人员主题研讨相结合。
（校长办公室 杨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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