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氏历史名人
皮日休：(公元834～904年)，字袭美，自号鹿门子，又号醉士、酒民、间气布衣、醉吟先生。襄阳人(今湖北襄樊襄阳区)。著名唐朝文学家。
皮日休出身于贫苦家庭，早年即志在立功名、佐王治，追踪房玄龄、杜如晦的事业。他出游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河南，至长安，应进士举不第。南行寓寿州。唐懿宗咸通八年(公元867年)登进士第。次年东游，至苏州。咸通十年为苏州刺史从事，与陆龟蒙相识，并与之唱和。其后又入京为太常博士，出为毗陵副使。唐僖宗乾符五年(公元878年)，黄巢军下江浙，皮日休为黄巢所得。黄巢入长安称帝，皮日休任翰林学士。唐中和三年(公元883年)，曾至同官县。关于他的逝世，说法不一。或说他因故为巢所杀，或说黄巢兵败后为唐王朝所杀，或说后至浙江依钱□，或说流寓宿州以终，墓在濉溪北岸。
现存皮日休诗文，都作于他参加黄巢起义军以前。他对当时封建统治下的黑暗政治，早就有所不满。他认为：“古之置吏也,将以逐盗;今之置吏也,将以为盗。”又说：“古之官人也，以天下为己累，故己忧之；今之官人也，以己为天下累，故人忧之。”所以他肯定人民可以反抗暴君，国君如“有不为尧舜之行者，则民扼其吭，削其首，辱而逐之，折而族之，不为甚矣”。并指出孟子并不否定商汤、周武王的推翻当代暴君，“古之士以汤、武为逆取者，其不读《孟子》乎？”基于这种认识，所以论文主张“上剥远非，下补近失”，不为空言；他主张发愤著书，认为“昔者圣贤不偶命，必著书以见志，况斯文之怨抑欤！”论诗也特别重视美刺，反对浮艳，以为“乐府，盖古圣王采天下之诗，欲以知国之利病，民之休戚者也。诗之美也，闻之足以观乎功；诗之刺也，闻之足以戒乎政"；"今之所谓乐府者，唯以魏、晋之侈丽，陈、梁之浮艳，谓之乐府诗，真不然矣”。这与白居易诗论的精神相通。但他并非不重视才华，对李白诗的“五岳为辞锋，四溟作胸臆”的雄奇风格，也予肯定。
皮日休的文章，如《忧赋》、《河桥赋》、《霍山赋》、《桃花赋》、《九讽》、《十原》、《春秋决疑》、《鹿门隐书》等，都是有所为而作的。他的诗，包括两种不同的风格。一种继承白居易新乐府传统，语言平易近人,以《正乐府》十首、《三羞诗》3首为代表。《三羞诗》其二写人民所受征兵之苦，其三写人民遭旱蝗而流离饥饿之苦，《正乐府》的《卒妻怨》、《橡媪叹》、《贪官怨》、《农夫谣》、《哀陇民》写人民种种不同遭遇之苦，具体而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阶级矛盾和他同情人民、抨击暴政的态度。另一种诗，走韩愈逞奇斗险的一路，以在苏州时与陆龟蒙唱和描写吴中山水之作为代表，沈德潜说皮、陆“另开僻涩一体”者即是。至于所谓“吴体”和回文等作，则大都缺乏现实内容。
皮日休著有《皮子文薮》十卷，收其前期作品，为唐懿宗咸通七年皮氏所自编。有《四部丛刊》影明本及中华书局排印萧涤非整理本通行。《全唐文》收皮日休文四卷，其中有散文七篇，为《文薮》所未收。《全唐诗》收皮日休诗共九卷三百余首，后八卷诗均为《文薮》所未收。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萧涤非、郑庆笃重校标点本《皮子文薮》，将皮日休自编《文薮》以外的诗文附于书后。
皮日休生平事迹，主要见于孙光宪《北梦琐言》、钱易《南部新书》、尹洙《大理寺丞皮子良墓志铭》、陶岳《五代史补》、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计有功《唐诗纪事》、辛文房《唐才子传》、《宿州志》等。近人考订有缪钺《皮日休的事迹思想及其作品》和《再论皮日休参加黄巢起义军的问题》、李菊田《皮日休生平事迹考》、萧涤非《论有关皮日休诸问题》、张志康《皮日休究竟是怎样死的》等，可资参考。
皮日休曾隐居在鹿门山。他性情高傲，善于诗文。他撰写的《鹿门隐书》六十篇，多讥闭时政。他与陆龟蒙友好唱和，时称皮陆。
皮豹子：(生卒年待考)，后魏渔阳人(今北京密云)。著名后魏将领。
少有武略，后魏太武帝时历官征西将军，封淮阳公。他累破宋师，积功升内都大官。皮豹子沉勇笃实，一时推为名将。逝世后谥号“襄候”。
皮逻阁：(公元697～748年)，又作魁乐觉、蒙归义。云南蒙舍州(今云南巍山)“乌蛮”(彝族先民)人。唐朝南诏第四世王。唐开元十六年(公元728年)，其父盛逻皮死，嗣为王。
皮逻阁生活的唐朝，正是我国封建社会最强盛繁荣的时期，政治上比较稳定，并非常重视对周边民族的统治。当时在云南洱海地区分布着六个部落集团，唐初史籍称之为“六诏”。即蒙舍诏、蒙?诏、越析诏、浪穹诏、施浪诏、登赕诏。其中蒙舍诏在最南边，故又称南诏。当时六诏各有首领，互不臣属，常常兵刃相见，人民生活苦不堪言。
唐朝初年，唐王朝为了打击和消除吐蕃在洱海地区的势力，开始扶植南诏。南诏也很快臣属于唐朝。才华出众、英勇善战的皮逻阁即位后，利用唐王朝的扶持，首先兼并了附近的蒙?诏，势力日盛。之后，又相继击败、兼并其他四诏。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唐王朝封皮逻阁为“越国公”，后又封为“云南王”。同年，皮逻阁迁都太和城(今云南大理南太和村)。至此，南诏终于驱逐了洱海地区的吐蕃势力，统一了六诏。建立了以彝族、白族先民为主体的南诏奴隶制政权。
在统一过程中，皮逻阁还采取多种措施发展生产，使用牛耕，开辟“山田”，粮食产量不断提高，经济实力日益增强。
唐天宝初年，皮逻阁和其子阁逻风(南诏第五任王)又在唐朝支持下，逐步兼并了东爨和西爨，使南诏的势力由滇西发展到了滇东，皮逻阁的声望愈来愈高，影响越来越大。
唐天宝七年(公元748年)，皮逻阁去世。这位叱咤一生的风云人物，统一了六诏，建立了一个以云南为中心，以彝族、白族先民为主体的少数民族奴隶制政权――南诏王国，并臣属于唐王朝，成为唐王朝的西南屏障。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尤其对云南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他还曾数度遣使入朝，加强了与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对南诏的建立及其初期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皮锡瑞：(公元1849～1908年)，字鹿门，一字麓云，湖南善化人。著名清末文学家。
皮锡瑞工诗及骄文，治经出入于古今文之间，颇与湘绮相类，而笃信《公羊》“改制”之说。又笺《王制》，翼张鲁学，实开近代蜀派之先声。亦颇考郡国利病，有经世之志。光绪季年，陈宝箴抚湘，江标、徐仁铸先后督学，设时务学堂，俾学者究心当世之务，先生赞助甚勇；而叶德辉等诋为悖正教，附异端；乃为文自明所学，其言友道尤沉痛，殆亦《绝交论》已。尝一任京师大学堂经学教习，归而著书以老。所撰百余卷，计数十万言。
皮锡瑞初治《尚书》，著有《今文尚书考证》三十卷，《尚书大传疏证》一卷，《古文尚书冤词平议》二卷，《尚书古文疏证辩证》一卷，《尚书中候疏证》一卷，《史记引尚书考》一卷。中攻郑学，有《郑志疏证》若干卷，《三疾疏证》一卷，《圣证论补评》二卷，《鲁礼杜?义疏证》一卷，《六艺论疏证》一卷，《孝经郑注疏》二卷，《驳五经异义疏证》一卷。晚贯群经，创通大义，有《五经通论》五卷，《春秋讲义》二卷，《王制笺》一卷。而《五经通论》胪陈其所心得，示学人以途术。其说《易》也：论《卦辞》文王作，《交辞》周公作，皆无明据，当为孔子所作。论汉初说《易》，皆主义理，切人事，不言阴阳术数，而阴阳灾变为《易》之别传。其说《书》也：论伏生所传今文不伪，治《尚书》者不可背伏生《大传》最初之义。论伏传之后，以《史记》为最早，其引《书》多同今文，不当据为古文。论《禹贡》山川，当据经文及汉人古义解之，不得从后起之说。其说《诗》也：论《诗》比他经尤难明者有八。论毛义不及三家，略举典礼数端可证。其说三《礼》也：论三礼之分，自郑君始。论三礼皆同时之礼，不必聚讼，当观其通。论《周官》当从何休之说，出于六国时。论《王制》为今文大宗，即《春秋》素王之制。其说《春秋》也：论大义在诛讨乱贼，微言在改立法制。孟子之言，与公羊合。朱注深得孟子之旨。
其余有《汉碑引经考》一卷，笔记一卷，《自课文》三卷，骈文四卷，诗草六卷，咏史一卷，合刊为《师伏堂遗书》。其孙名振，重校梓行。
《经学历史》是皮锡瑞较有影响的经学著作之一，也是中国的第一部经学史专著。《经学历史》刊刻于1907年，1928年经周予同先生的点校，商务印书馆作为国学基本丛书出版了《经学历史》。此后，该书一直被当作经学研究的重要参考书目。但学界对于该书在编纂方面的优劣，诸如编纂体例、史料运用的得失以及影响少有分析。
作为中国的第一部经学史，《经学历史》的最主要特点首先是它的会通性，这里的“通”，包括时间跨度、内容的广度，同时也指皮锡瑞写作思想的一致性。
经学在传统社会中始终占据着意识形态的中枢地位，因此，在传统社会中经学一直受到各阶层的重视。《史记》中首列《儒林传》，开创了以人物为中心的传记体经学史；班固《汉书》，增设《艺文志》而开书志体经学史的先河，以后经学史一直是正史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与此同时，私家著史也重视经学史的梳理，如唐初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中注重辩明经籍的源流，南宋郑樵《通志?二十略》中的《经籍考》在考订经籍的同时，更注重于经籍的流变。明代中后期，朱睦桔作《授经图》将图、传、记集于一身，实际是清初朱彝尊《经义考》的先声，都是以书志体为主的经学通史。成书于乾隆年间的《四库提要?经部》也是在时代学风影响下对经学的总结。
然而，皮锡瑞以前的历代学者，他们对经学的论述都还称不上一部“经学史”，他们也没有用“经学历史”冠名其著述的明确意识。皮锡瑞有前辈先贤为他所作的积累与铺垫，有对两千年经学发展进行总结性论述的自觉；更由于1905年废除科举，经学“死亡”，需要对经学历史作一番探究原委的梳理，因此，皮锡瑞在继承传统经学研究的基础上，把经学在传统社会的历史作了一番成系统能的整理与介绍，在《经学历史》一书中，皮锡瑞从孔子删定六经述起，以儒家经典在春秋时期的流传为上限，而以清代今文经学的兴起为终结，对前经学时期以及经学独尊以后的各个阶段都有涉及，与经学发展始终的轨迹基本吻合，反映了经学从始到终的全部历程，既是对传统经学史的发展，又是经学发展的一个全过程的总结。因此，从时间跨度来讲，《经学历史》一书是第一部完整的中国经学史。
从《经学历史》一书的具体内容来看，它汲取了史学中会通的特点。如前所言，传统的经学史主要以传记体和书志体为主，其中传记体的经学史以人物为纲，因人立传，重在考察人物的经学学术宗旨与学术传承；书志体经学史以典籍为纲，因典籍分类立志，附以记或后记，而以记录典章制度为主连同选举、学校的典志体也间出其中。上述三种经学史体尽管从不同侧面反应了经学的发展，但总是给读者一种“片面”而非“整体”的感觉。而《经学历史》在论述每一时期的经学发展时，首述该时期经学发展的大势，并将该时期的制度（包括选举、学校）、重要经学家、每一经典在这一时期的训释大略以及这一时期经学的新特点一一列举，这样，既能把握经学发展的大势，又能对经学发展的个别环节有一“个案”的了解，扩大了传统经学史的涵盖面，给人一种高度概括的总体感观。
传统经学史以传记体和书志体为主，但是，传记体重在纪“人”，主要记录某一时期学者的经学思想和经学活动；书志体重在志“书”，记录典籍的传衍以及变化，尽管撰著者在编写过程中不乏主题思想，但“记注欲其方以智，撰述欲其圆而神”，从经学的角度来说，传纪体和书志体的史料保存价值往往大于史学价值，缺乏通识别裁能力，使得经学史成了一种史料的堆砌给人以一种汗漫无归的感觉。
《经学历史》较好地弥补了传纪、书志二体之缺。在该书中，皮锡瑞以今文经学作为经学的正宗源头，在对经学发展各时期的叙述中一以今文经学的发展为依归而判别之。在书中第一部分，皮锡瑞上溯经学源头，认定“经学开辟时代断自孔子删定六经之时”，认为孔子删削上古三代文献并在其中渗透了自己的微言大义，从而形成了经学。经学形成之后，在战国时期流传于孔门弟子，但当时已经出现了经史之别：经学以孔子删削的六经为底本，其学要在讲求微言大义；而史学是以未经孔子删削的上古三代文献为底本，其学重史实之考求。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被确立为官方思想，但是武、宣之际，王霸杂用，所以此时皮氏定为经学昌明时期。西汉元、成之后，经学成为主流学术并与政治活动相结合，直至东汉末，期间一直是今文经学独处庙堂，因此皮氏定此期为经学极盛时期。汉末郑玄遍注群经，杂用今古，混乱了今古文家法，使得本来不解经的古文学派的经解也经“学”系统，后又加魏王肃的推衍，使得今文家法更无从找寻，所以皮氏定魏晋时期为经学中衰时期。东晋、南北朝期间，战争频繁，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受民族文化融合大潮流的推动，他们在吸收汉文化时以继承为主，古文经学逐渐成为经学的主流；南方，在玄学的影响下出现了玄化的趋势，经学走向了多元化。南北学风不尽相同，皮锡瑞把该时期定为经学分立时期。唐朝统一南北后，为了加强思想控制，唐太宗令孔颖达主持撰修《五经正义》，对南北朝以来的义疏进行了整合，从而结束了魏晋以来的经学多元化局面，此为经学统一时期。
宋学在继中唐疑古惑经的学风中兴起，宋学中派别众多，但真正对后代经学发展有影响的是“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的道学――即理学，理学家在解经过程中贯彻依经明理依经明道的路径，“不信传注，驯至疑经，疑经不已，驯至改经、删经以就己说”别出心裁以构筑自己的理论体系，脱离了汉唐注疏之学，是故皮锡瑞定两宋时期为经学变古时期。元明之际，由于理学的进一步的发展演变，特别是心学兴起后，义理之学大盛，这便导致解经时新义叠出，这与皮氏的“经学宜述古而不宜标新”的立场相悖，皮锡瑞斥这一时期为经学的极衰时期。清代考据大兴，皮锡瑞认为清学是在力图恢复汉代的经学，特别是“乾隆以后，汉学大明，嘉道以后，又由许郑之学导源而上，汉十四博士今文说至今日复明”，因此，清学是经学复盛时期。由于皮锡瑞今文家的学术立场，他的划分尺度并不一定正确，但是皮锡瑞以今文经学为正统，按照今文为宗，古文尽管不解经，但去古未远，基本没有脱离经学的原意，宋学变古，尽弃古人旧说，故经学转衰的逻辑，将整个经学的发展脉络用一条清晰的线索梳理出来，最终把经学史贯穿为一个前后不可分割的整体，比较容易看出经学史的发展演变，这与传统的纪传体和书志体经学史那种见木不见林，支离破碎的现象相比是一种尝试，也是一种突破。
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用自己的观点对经学发展的各个时期作了一个连贯的叙述，使得我们能较为容易把握经学的演变。在叙述经学变化的过程中，皮锡瑞注意对各时期经学现象的成因进行分析，如在分析两汉今文经学衰落的原因时，首先从今文经学自身的原因出发，认为今文经学在东汉时，章句之学越来越繁琐，不能适合时代的需要；加之受到古文经学的打击，从而走向衰落。这种注重对学术演变前因后果的分析，对于后人理解经学蜕变的原因具有一定的启发性。
《经学历史》一书的另一个较为明显的特点还表现在该书的编纂体例上。
《经学历史》在述论经学发展的过程时，将经学史划分为十个时期。每个时期的标目实际上也就是该时段的特点。在讲述每一时段的经学发展时，皮锡瑞从制度、经籍、人物等几个方面展开论述，皮氏中间还插有皮氏之评论，夹叙夹议，“史”“论”结合，这种撰述方法既注意到了经学发展过程中“面”上的表现，又注重“整体”与“局部”的统一，即面上的展开均与该时期的特点相一致，每一分段的论述又为皮锡瑞经学观――今文经学为正宗这一总论点服务。这种体例有利于从横向――经学发展的面上的表现和纵向――经学发展的总体趋向把握经学，使得在叙述经学史时，既能了解经学在各个时期发展的大势，又能把握这一时段经学在经学史总体中所处的位置，以及这一时期上一时期前后的联系与得失，集叙述议论于一体，做到了以史证论而又论从史出，这实际上是借鉴了章节体的特点。章节体主要特点是以章节为纲，按题分章立节。不同章节的编排有助于加深对问题的研究，有较大的包容性。《经学历史》一书，不能算是纯粹意义上的章节体，因为其中没有“章节”名称，但皮氏所列标题一目了然，概括大要，实具有章节的意义。章节体体例源于西方，近代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学术也走上了近代化的历程。《经学历史》在继承中国传统经学史的基础上，借鉴了西方史学的编纂体例之长，对学术史、经学史的研究走在向近代化的历程中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作为第一部完整意义上的中国经学史，《经学历史》有其优点，但由于受作者学术立场的限制和时代的局限，其中也存在着许多的问题甚至是错误，具体表现为：该书对经学史上各阶段的重要经学人物的评价有失偏颇；对于经学史上某些重要流派甚至避而不谈。
皮锡瑞站在今文经学家的立场，对于经学史上的重要的解经流派――古文经学和宋学都持否定态度，他认为古文经学是史学；宋学经解不符合圣人之意。然而，宋学运动实际上是一场孟子的升格运动，理学在发展传统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同时，更偏重于内圣之学，最终使得《四书》之学超越于《五经》之上，修齐治平之道成了社会各阶层崇奉勿替的价值准则，从而对传统社会中后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理学家在继承魏晋玄学宇宙本体论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精致的形上思辨，使得传统儒学更加理论化。这对于强化中华民族的逻辑思辨能力，拓展传统儒学的学术内涵都具有了无可替代的积极意义。因而是中国传统儒学的重要发展阶段。而《经学历史》仅以 “空谈义理则无用”而否定之，不免显示出浓厚的功利化色彩，故评价也就武断。但值得注意的是，皮氏在否定宋儒义理解经时，对于朱熹一派缺多有提及并曲意回护，如提到理学家删削经文以就己意时，皮锡瑞认为此种学风与朱熹无关而肇端于二程兄弟，谓二程兄弟从义理出发断定章句的“真伪”，而朱熹则是按照理学的义理补写并加以发挥而形成现在的《大学》通行本。其实，朱熹强分《大学》“经”、“传”，学界早有此说，皮锡瑞明知而不置一喙，显失公允。我们知道，朱熹治学重“格物”、“致知”，在学风上表现为朱熹重名物、典制的考据，是故章学诚认为朱学为清代学术的思想源头。我们看清代今文家如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因其人受乾嘉考据学风浸染较深，故均对朱熹极有好感而崇奉之。此种选择，与后期的魏源、康有为的是陆王而非程朱而大不相同。如前所述，皮锡瑞治学踵凌曙、陈立、王贻运一派而来，其学风亦属实学一路，也因此皮氏要曲意回护朱熹。正是站在这一立场上，皮锡瑞对于理学中的重要流派??陆王心学，没有专门进行评说。这不是简单的忽略，而是和皮锡瑞的家派门户之见有关。皮锡瑞从通经致用的角度出发评价经学流派，但皮锡瑞又受考据学风的浸染，从今古文方面来看，他尊今抑古；在汉宋观上，皮氏褒汉而贬宋，他一直坚持清儒反形上思辨的传统，认为其性理之谈近于老释之学，而在朱学与陆王心学的评判上，朱熹学风扎实，实为清儒考据学风的不祧之祖。皮锡瑞重考据，与朱学之实证学风存在暗合的一面，是故《经学历史》多曲护朱熹，而对陆王心学只用 “糟粕六经”一语带过，更不要说对其进行客观的分析了。
皮锡瑞对于经学史上重要的人物的评价也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在皮氏看来，凡治古文经者，在政治上均有大逆不道之倾向，如他认为刘歆治古文是为了助莽篡汉，又谓王肃、杜预之倡古文、注《左传》是为了助司马氏篡魏。刘歆之助莽与他治古文经了无干系，此一点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已有明辨，至于说王肃、杜预之治古文，与司马氏之篡魏有关，于史无征，这更属皮氏的主观臆断。查《魏书》王肃列传，称：“王肃亮直多闻，能析薪哉！刘?以为肃方于事上而好下佞己，此一反也。性嗜荣贵而不求苟合，此二反也。吝惜财物而治身不秽，此三反也。” 根本找不到王肃助司马篡魏的影子，至于杜预，他本着古文经学的立场，从前人对《左传》的注释中找出符合《春秋》的解说作《春秋左传集解》，今人刘家和先生已有详论 ，可供参考。查找《晋书?杜预传》也根本找不到杜预帮助司马氏篡魏的痕迹。
《经学历史》将经学的发展分为十期。从皮锡瑞的分期来看，经学的发展从两汉以后就在走向衰落。皮锡瑞重“今”轻“古”，扬“汉”抑“宋”。他认为古文经学之兴起是对经学的第一次破坏；宋学之兴又是对汉学的破坏，因此，皮锡瑞对古文经学与宋学评价极低，他的经学历史即是以古文经学对今文经学的破坏以及宋学对汉学的破坏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但是自西汉末古文经学兴起后，重典制考证、音韵训诂，实为经学“向前”发展而非“衰落”的一个新阶段，由许慎、郑玄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家，开启了下至于隋唐的一代新学风；至于理学，杂采佛老入儒，将儒学的纲常名教作“形上”安顿，将传统儒学理论化、“哲理化”，这更应当视为经学的发展而不是衰落。在理学发展的过程中，朱熹一派由“格物”而“致知”的治学路线，胎育出严谨扎实的治学风格，这不仅是东汉经学学风的回应，更是清儒考据学风的源头。朱熹之学与清儒之渊源，章学诚《文史通义?朱陆》所言甚详，惜乎皮锡瑞对此均视而不见，他站在“今文”（西）“汉学”的立场上抑古文、反宋学，以己意而衡经学之衰落，皮氏的这种分期法归根结底是为了凸显清代今文经学的“复兴之功”。
皮锡瑞以“有用则盛，无用则衰”视经学，全然将经学作为政治的工具来看待。他认为今文经学的衰落是由于章句之学的发展使得后期今文经师背离了先师的师法，偏离了为现实政治服务这一目标而走向衰落。殊不知，两汉今文经学的衰落恰恰是因为今文经学与政治之间未能保持一定的张力，和现实政治“贴”得太近所致，今文经学的谶纬神学化是它衰落的重要原因，皮锡瑞站在“今文”（西）“汉学”立场上的经学分期法，家派色彩太浓，主观性太强，未能真正揭示经学历史发展的实质。
《经学历史》成书于1905年，1907年由长沙思贤书局刊刻，从此，该书迅速流传，1928年，商务印书馆作为国学基本从书出版，对于近代以来的政治、学术研究起过重大的影响。
在政治上，皮锡瑞反对革命而力主清政府推行新政，《经学历史》一书正是皮锡瑞这种政治立场的产物。1905～1907年，章太炎正以古文经学为武器，大倡排满革命，与当时宣传保皇的康有为进行论战。章太炎见到《经学历史》后立刻明白了皮锡瑞政治含义，是故章氏将皮锡瑞视为康有为之同道，而对其《经学历史》痛加批驳，1907年章太炎作《驳皮锡瑞三书》，谓《经学历史》“钞书原委，故妄以己意裁断，疑《易》《礼》皆孔子所为，愚诬滋甚”，为“牧竖所不足道”， “然而，章太炎仍纠缠于孔子喜《易》制《礼》的古老争论上，并不能否定皮锡瑞”，并没有辨明《易》与《春秋》是否是经学之重镇，也即清代今文家的理论到底能否成立。但是，章太炎为革命派领袖，学界泰斗，他能够注意到《经学历史》，从一个侧面反应了《经学历史》一书在当时的影响。
《经学历史》成书的同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制，经学至此退出政治舞台，这使得《经学历史》对于经学史的叙述成了经学寿终正寝的挽歌。在经学由中心走向边缘化的过程中，对经学史的研究逐渐走向学术化的道路，《经学历史》对此有一定的推动作用。1907年《经学历史》刊行后，同年刘师培作《经学历史教科书》，刘师培将经学历史的发展分为四期，其所重在经学典籍的传衍，刘师培身为古文家，他的经学立场与皮锡瑞大异其趣，书中多次强调了古文典籍之可信，显然系针对《经学历史》及《经学通论》而发，以纠皮锡瑞之偏颇。这种论辩实际上推动了经学史研究的发展。1927年，日本人本田成之的作《支那经学史论》，本田成之将中国经学发展分为七个时期，显然受到《经学历史》的启迪。本田成之述先秦述儒学典籍的流传完全取法《经学历史》；其有关两汉今文经师的“师法”与“家法”之说也全由皮锡瑞之论脱胎而来。1936年，马宗霍作《中国经学史》，马氏在自序明谓：“晚世有皮锡瑞的《经学历史》，始自具裁断”，肯定了皮锡瑞在经学史研究的首创之功，但认为皮锡瑞“与但事抄书者稍殊，持论既偏，取材复隘”。马宗霍之书实是对皮锡瑞之书得纠偏，但在分期（马宗霍分为十二期，按朝代裁断）上下限与皮锡瑞分法大同小异，在内容上，也借鉴了皮锡瑞的会通思想，体例上，马宗霍在书中史论结合，在章节体已走向普及的时期（马宗霍书成于1936年），仍然与皮锡瑞之书的形式无大改动，足见其只是在纠正皮锡瑞，同时也看出其受皮锡瑞影响之深。马宗霍之书与皮锡瑞之书相比，无论从观点上、材料上都比皮锡瑞书客观充分，但与皮锡瑞之书的关系来看，不能不想到皮锡瑞之书对经学史研究的推动作用。
皮定均：(公元1914～1976年)，安徽金寨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中将。
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湖北应山县儿童团团长，红四方面军第十二师三十五团排长、连政治指导员、营政治教导员，红军大学上级指挥科副科长，步兵学校第一营营长，教导师第二团团长。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特务团团长，太行军区第五、第七军分区司令员，豫西抗日独立支队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军区第一旅旅长，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副司令员，第三野战军二十四军副军长、军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八兵团军长兼政治委员，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军长兼军政治委员，福建军区副司令员，福州军区副司令员，兰州军区司令员，福州军区司令员。是第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届中央委员。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荣获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
1976年7月7日在福建视察部队演习时直升机失事不幸殉职，终年六十二岁。
皮宗敢：(公元1912～1984年)，字君三，湖南长沙人。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台湾省陆军参谋大学校长。
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金陵大学理化系毕业、英国皇家军官学校毕业、辎重兵学校毕业。
皮宗敢历任中央军校辎重队队长、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翻译，汽车团团长兼西北运输司令。驻美大使馆首席武官，曾随从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
1949年逃往台后，皮宗敢任“总统府”侍卫长，后入“三军联合参谋大学”、美国陆军参谋大学特别班深造，调任“国防部”联络局局长、“陆军运输学校”校长。
1959年，皮宗敢出任“三军联合参谋大学”校长。
1964年，皮宗敢奉调“国防部”人事次长，三年后转任“总统府”参军长。
1970年退役，后从事教育研究工作，皮宗敢历任中央大学教务长，新加坡大学、美国杜克大学及淡江大学教授，曾创办“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自任所长。
1984年，皮宗敢病逝于台北，终年七十二岁。
皮宣猷：(公元1901-1966年)，湖南平江浯口镇人，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整编第七十四师师长。
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
皮宣猷历任国民革命军连长、少校团附、第一○○军少将参谋长、整编第七十四师五十一旅副旅长、副师长、师长。
1949年皮宣猷所部全师被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歼灭，皮宣猷遂向人民解放军投降。
1950年被判刑，后在保外就医时病故，终年六十五岁。
皮锁麟：(生卒年待考)，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台湾省花莲县防卫司令部政治作战部主任。
文字[p: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