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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湖南大学校长皮宗石之子皮公亮 [打印本页]

作者: 皮伯勋    时间: 2007-5-19 09:17     标题: 湖南大学校长皮宗石之子皮公亮

81岁高龄的皮公亮先生讲授校史。

讲座中,皮公亮的生动讲述及武大早期黑白老照片展示,使人回味无穷。皮公亮1944年至1949年就读于武汉大学经济系,其父皮宗石先生参与了国立武汉大学的创办和珞珈山新校舍的建设,曾任我校社会科学院院长、法学院院长和教务长。
作者: 皮伯勋    时间: 2007-5-19 09:18

忆一九四九年前的武大足球队

   
作者:皮公亮

   我今年八十岁,七十多年前我与武大足球队就有缘,也许你会奇怪,一个不足十岁的小孩,怎么会与武大足球队有关系呢?抗日战争前,武大足球队在武汉三镇所向无敌,珞珈山武大的足球场,在武汉地区也是修建得较好的,每逢武大的足球队与外界比赛,大都在武大足球场举行。
   我当时在武大附属小学读书,每次武大足球队与外界球队比赛前,大学生徐世长就来到附小,动员我们这些小学生去参加他们的啦啦队。大学生们看得起我们这些娃娃,我们当然特别高兴,都愿意去。
   比赛一般都在星期日下午举行。这天,我们这些小学生们吃过午饭,早早就赶往足球场,坐在东边跑道与球场之间的草坪上。拉拉队员当然是以大学生为主,我们这些娃娃是帮腔的。大学生中除徐世长外,我还记得一个叫施应霆的学生。徐世长是指挥,他教我们号子,有好几支,我现在还记得一支:“阿啦格浸,阿啦格锵,阿啦格浸浸,锵!锵!锵!斯攻帕,斯攻帕,武大武大,Rua! Rua! Rua!”。
   球赛开始后,在徐世长的指挥下,我们一支一支地有节奏的唱,给武大足球队员极大的鼓舞,每次武大足球队都获得了胜利。武大足球队队员主要是学生,但其中的主力队员有两位是二十几岁的年轻教授,他们都是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博士。一位是理学院生物系教授汤佩松,他打中锋;另一位是农学院农艺系教授李先闻,他打左边锋。这两位年轻的教授,无论是体力和球技都是非常好的,与其他学生队员配合默契,为球队作了很大的贡献。他们二人后来都被评上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第一批院士。汤佩松先生已经病故,据说李先闻先生也已去世。
   足球队员中,我现在还记得有潘基蒂、李厚生(锐)、黄彰任、郭西元等。潘基蒂学长与我较熟悉,一九四九年前后,我们见面机会较多,他最后从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职务上退下来。2001年,我回长沙去看望了他,他请我吃饭。当时他已快九十岁了,身体很好,走路很稳健,上楼梯都是两级一步。李锐学长是一次母校召开全国各地校友代表会上,由潘基蒂学长介绍认识的。李锐学长对我说:“你父亲和我父亲在日本同学,一九四九年我南下到长沙时,你父亲告诉我的。我父亲死得太早了”。一九九三年,母校百年校庆时,我的原配妻子刘茂舒因心脏病突然去世,李锐学长正好来武汉,我非常感谢他参加了茂舒的告别仪式。一九九四年,我去北京时,曾到他的寓所拜访了他。
   黄彰任学长是美籍华人,一九九四年我去美国探亲,在旧金山武大校友聚会时见到了他。黄学长于一九三四年考入武大工学院土木系,当时我父亲是教务长。后来他从台湾《珞珈》上看过我写的文章,所以他也知道我的名字。他很客气,请我吃饭,并邀请了在旧金山地区的武大三十年代的校友作陪,这些老学长在海外几十年,对大陆和母校的情况,都不甚了解。我尽可能的向他们介绍了我所知道的一切,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黄彰任还请我到他家里去做客,我们谈到武大当年的足球队,我提到汤佩松、李先闻,还有胖胖的守门员郭西元。他说,你的记忆真好。他还告诉我,由于他们足球队每次都为武大争得荣誉,所以学校体育部主任袁俊教授很重视他们,给他们买鞋子、做衣服,还经常带他们上馆子吃好的。体育部的经费,大部分花在他们足球队上面。
   武大百年校庆时,我们的啦啦队长徐世长学长,坐着轮椅,从上海回到母校。那时,他已快九十了。他听说我也回到母校,设法找到了我,并与我合影留念。可惜不知是谁照的,我至今没有收到照片。徐学长现在已近百岁,仍居住在上海。
   一九三七年,我父亲调国立湖南大学任校长,我们家就离开了珞珈山。我在长沙进了著名的私立雅礼中学,这所学校不仅教学质量好,而且是湖南省有名的足球传统学校。每个学生从初一起就开始练小皮球。本来爱好运动的我,自然对足球感兴趣,我在球场上的位置是守门员。
   一九四四年,我到乐山进了武汉大学,住在月珥塘边的第一宿舍。战时的乐山武大没有足球场,同学们有时在月珥塘广场踢足球。我有时也参加,认识了陈文安,四川人。足球踢得很好,有人誉他为“小李惠堂”(香港著名球星,曾代表中国队参加奥运会)。
   一九四六年,武大复员回珞珈山后,各方面条件都较好。学校成立了足球队,实力很强,在武汉三镇仍是所向无敌,陈文安是足球队长。我现在记得的队员有谢长发、胡佑文、刘伯麟、苏厚荣、杨沛等。我也算一个,是替补守门员,杨沛是主力守门员。
   有一个星期日的下午,武汉体育专科学校的足球队临时来武大,要挑战我们武大足球队。我们事先毫无准备,杨沛回汉口家中去了,没有主力守门员。我也打着领带穿着休闲西装,与几个同学正在校区内玩。陈文安风风火火地把我找到,拉着我就往足球场跑。每次比赛都挂“眼科”的我,这次终于有机会转正了。我匆匆忙忙的脱下西装上衣,连领带都没有来得及取下来,换上了球鞋就冲上了球场。后卫是身材高大的谢长发,是一个很坚强的后卫。我和他过去练过几次球,他的防守技术很好。他能左右足并用,救球时,球总在界内,不会成为角球,而且脚劲很大,奋力一脚可以从自己禁区踢到对方禁区。有他当后卫,我就放心了。可是,开场不久,他的球鞋踢破了。为了让他能够顶住对方的攻击,减轻我的压力,我灵机一动,马上同他换鞋。谢长发也不辜负我对他的爱护,发挥得非常好,成功地挡住了对方的几次进攻,我也救出了几个险球。比赛的结果,武大队以1比零获胜,我守的门是铁门。赛后,好几位同学笑着对我说,世界上没有哪个球队的队员,是打着领带上赛场的。
2005-09-21于武汉
作者: 皮伯勋    时间: 2007-5-19 09:21

珞珈三女杰(一)
皮公亮

   4月中旬,英籍华人陈小滢回到她的出生地----武汉。她是著名名文学家陈源教授和著名女作家凌叔华的独生女儿,曾在美丽的珞珈山度过童年时代,后来随父母到英国上学定居,获得硕士学位,曾在美联社、BBC广播电台等单位工作过,她与英国一位汉学专家秦乃瑞教授结婚,一直从事苏(格兰)中友好文化交流工作,他们多次来到北京,与我国文化界上层人士接触较多。她这次来武汉是应武大附中同班同学郭玉瑛(武大郭霖教授之女)之邀仅停两天,主要是访问旧友。我陪她去武汉大学拜访了周如松教授(周鲠生老校长的长女)、李格非教授(她中学的老师),还拜访了年近百岁的著名国画家端木梦锡(她小学的老师)。见到小滢,使我想起她的父母,想起“珞珈三女杰”。
   1932年珞珈山武大新校舍建成后,当时在珞珈山上有3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影响的早期女作家,她们就是武大外文系教授袁昌英、中文系教授苏雪林和文学院长陈源的夫人凌叔华女士。她们3人原来彼此就很熟悉,同住珞珈山后,来往更加密切,她们经常连袂出游武昌名胜--洪山、蛇山、奥略楼、东湖等地,为此人们尊称为“珞珈三女杰”。
   上海社科院研究员、著名女作家赵清阁对她们评价很高,1990年赵撰写的《隔海雪林贺寿星》一文中说:“没有她(苏雪林)和冰心、庐隐、冯沅君、凌叔华、袁昌英等先驱们的奋斗,便不会有后来妇女们的觉醒,也不可能争到妇女的解放、自由、平等,尤其利用文艺为武器而获胜,取得文坛一席之地,因此她们的贡献是可贵的、卓有成效的”。

   袁昌英,受到不公正待遇,最后彻底平反
   袁昌英,字兰子,又作兰紫,1894年10月出生与湖南醴陵20年代就以作家和学者成名。她读书非常刻苦,两次去欧洲留学,第一次在英国攻读5年,于1921年获得英国爱丁堡大学的文学硕士学位,是当时在英国取得硕士学位的第一位中国女性。为此路透社发了电讯稿,英国的《泰晤士报》和国内一些大报都刊登了这条新闻。毕业回国后即与在英国认识的杨端六结婚。她在北京和上海教了5年书,生了一个女孩。1926年,她将女孩留给继母扶养,求知欲使她又只身去法国学习了两年法国文学。回国后先在上海中国公学任教,一年后即到武汉大学任外文系教授,直到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被取消教授资格,她仅在武大就执教了28年之久。
   她在武大几十年,教过的课程有:希腊神话、古希腊悲剧、现代欧美戏剧、莎士比亚和英法散文、中英文翻译等。渊博的学识,深厚的功底,勤奋的积累为她的教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外国文学人才。后来成为知名作家、翻译家的叶君健就曾是她的学生。著名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创始人张培刚的法文就是她教授的。
   袁昌英1922年就以《孔雀东南飞》剧作而驰名文坛,用话剧形式再现了中围传统的“婆媳”问题,成为时人爱看的名剧。接着她还写了不少剧本,她的《孔雀东南飞》、《活诗人》、《究竟谁是扫帚星》等6个剧本后来曾结集出版。抗日战争期间,她又写了《饮马长城窟》,成为中国女作家中从事戏剧创作较早的一位,也是中国女作家中少有的研究戏剧的学者之一。袁昌英的散文艺术,最大特色是融合中西文化,进行了抒情哲理化的探索。而她的散文中成就最高的要数《游新都后的感想》和《再游新都的感想》。同一个主题是在1928年和1934年两个不同的年份写下的,感情色彩虽截然不同,但人们还是认为出于同一人之手。早在1923年.朱自清与俞平伯同游南京秦淮河,两人以同一题目??《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分别写成了两篇著名的散文。袁昌英的《游新都后的感想》,与朱自清、俞平伯的两篇被文坛誉为鼎足而三,其艺术技巧确已达到与朱、俞并称的地步,她的这篇散文被入选解放前中学国国文教材,不是偶然的。
   袁昌英还是一个热忱的爱国学人。早在海外留学时,她在一篇散文中说:“我们到国外来固然是为了求知,但是不可把祖国的生命忘记了。如果我们国家消灭,我们求了学问又有什么益处呢?又有什么地方去实用我们所学的知识呢?……爱祖国即是爱世界,爱我们的同胞即是爱人类,所以我们对于国家安危问题,虽身在国外还是非注意不可。”抗日战争开始,她把多年积蓄的很大一笔钱捐给国家,支持抗日。1938年秋,她随武大西迁四川乐山,乘船路过宜昌时,她上岸去散步,遇见两个法国水兵正在欺压中国搬运夫,她非常生气,立即上前用流畅的法语训斥了两个法国兵,使他们当面承认了错误。解放以后,袁昌英积极参加政治学习,思想上要求进步,继续在武大认真教学,还热情地把毛主席诗词译成英文。她加入了民主同盟,当选为湖北省政协委员,3次参加武汉文代会,并被选武汉市文联执行委员,后又加人中国作家协会。  
   1957年她被错误地划为“右派”分子,免去了教授职务,下放到图书馆劳动。一年后,又以莫须有的罪名,由法院判为历史反革命,开除公职,交街道监督劳动。我亲眼看见她拿着大长竹扫帚在珞珈山来往人最多的二区扫马路。真可谓斯文扫地。“文革”的暴风雨中,“四人帮”对她迫害得更厉害了。1966年9月,,与她患难与共一起生活了45年的伴侣杨端六去世后,她被迫搬出原来较宽的住房,住到一区一间狭小的房子。1969年12月,对她迫害更加升级,她在珞珈山居住了几十年的权利被剥夺了,当作“五类分子”勒令限期离开珞珈。
   袁昌英幼年时在她老家湖南醴陵乡下度过12年,事业有成后,家中早已没有直系亲属,所以一直没有回去过。这时她已75岁,无处安身,远在北京的女儿杨静远(现为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下放到“五七”干校,自顾不暇,幸好她老家有一位贫下中农是她从未见过而的远方侄子,愿意收留她,就这样她以“带罪”之人,回到了阔别几十年的老家。回到农村后,她订了报纸,每天阅读书籍,写毛笔字。她关心青年的进步和群众的疾苦,有的知识青年请她补习英语,邻里请她写个什么报告或信,她都乐于忙,还有个女青年,在她辅导下考取了湘潭大学外文系。
   毕竟她是年老体衰的人,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心里话无法对人说,珈上戴着沉重的“帽子”,心情怎么也不会舒畅,终于在返乡3年多后的一天含冤去世。尽管袁昌英遭到不公正的待遇,但是人们没有忘记她,她的不少学生、友人得知她被遣返回老家后,时常从各地给她写信,或给她寄钱,有的汇款甚至连寄款人是谁都不知道。在她逝世后有人不远千里寻到这个偏僻乡村,在她墓前致哀。1991年是袁昌英逝世20周年,武大长沙校友会在清明节派代表专程到袁老师墓前扫墓。
   在这之前,1979年秋,武汉大学为她落实政策,改正了“右派”结论,同时,武汉市法院也撤销了于1958年所做的错误判决,袁昌英切底平反了。但她没有等到这一天。被人们遗忘了的袁昌英,逐渐又被人们知晓了。李扬女士在《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四期全面介绍了《作家学者袁昌英》,这以后出版的不少的名人辞典都列有“袁昌英”的辞条。1985年湖南人民社出版了《袁昌英作品选》,1988年刘运祺写了《袁昌英散文浅析》,1990年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又出版了《袁昌英选集》。  
   在台湾,她的好友苏雪林发表了《哭兰子》,又写了《袁兰子晚年》。1983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再版了她早年剧作《孔雀东南飞》及其他独幕剧,1985年台湾另一家出版社出版了《袁昌英散文集》。在国外汉学家中,也没有忘记这位中国新女性的先驱。如挪威奥斯陆大学一位中国文学研究者伊丽沙白。艾德女士,于1983年来到北京寻找袁昌英戏剧创作的资料,特别是对《孔雀东南飞》的家庭结构的心理研究,表现了极大的兴趣。会见了杨静远之后,她满载而归。
来源:1997年《武汉大学校友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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