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大学校长皮宗石之子皮公亮

81岁高龄的皮公亮先生讲授校史。

讲座中，皮公亮的生动讲述及武大早期黑白老照片展示，使人回味无穷。皮公亮1944年至1949年就读于武汉大学经济系，其父皮宗石先生参与了国立武汉大学的创办和珞珈山新校舍的建设，曾任我校社会科学院院长、法学院院长和教务长。

忆一九四九年前的武大足球队

   
作者:皮公亮

   我今年八十岁，七十多年前我与武大足球队就有缘，也许你会奇怪，一个不足十岁的小孩，怎么会与武大足球队有关系呢？抗日战争前，武大足球队在武汉三镇所向无敌，珞珈山武大的足球场，在武汉地区也是修建得较好的，每逢武大的足球队与外界比赛，大都在武大足球场举行。
   我当时在武大附属小学读书，每次武大足球队与外界球队比赛前，大学生徐世长就来到附小，动员我们这些小学生去参加他们的啦啦队。大学生们看得起我们这些娃娃，我们当然特别高兴，都愿意去。
   比赛一般都在星期日下午举行。这天，我们这些小学生们吃过午饭，早早就赶往足球场，坐在东边跑道与球场之间的草坪上。拉拉队员当然是以大学生为主，我们这些娃娃是帮腔的。大学生中除徐世长外，我还记得一个叫施应霆的学生。徐世长是指挥，他教我们号子，有好几支，我现在还记得一支：“阿啦格浸，阿啦格锵，阿啦格浸浸，锵！锵！锵！斯攻帕，斯攻帕，武大武大，Rua! Rua! Rua!”。
   球赛开始后，在徐世长的指挥下，我们一支一支地有节奏的唱，给武大足球队员极大的鼓舞，每次武大足球队都获得了胜利。武大足球队队员主要是学生，但其中的主力队员有两位是二十几岁的年轻教授，他们都是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博士。一位是理学院生物系教授汤佩松，他打中锋；另一位是农学院农艺系教授李先闻，他打左边锋。这两位年轻的教授，无论是体力和球技都是非常好的，与其他学生队员配合默契，为球队作了很大的贡献。他们二人后来都被评上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第一批院士。汤佩松先生已经病故,据说李先闻先生也已去世。
   足球队员中，我现在还记得有潘基蒂、李厚生（锐）、黄彰任、郭西元等。潘基蒂学长与我较熟悉，一九四九年前后，我们见面机会较多，他最后从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职务上退下来。2001年，我回长沙去看望了他，他请我吃饭。当时他已快九十岁了，身体很好，走路很稳健，上楼梯都是两级一步。李锐学长是一次母校召开全国各地校友代表会上，由潘基蒂学长介绍认识的。李锐学长对我说：“你父亲和我父亲在日本同学，一九四九年我南下到长沙时，你父亲告诉我的。我父亲死得太早了”。一九九三年，母校百年校庆时，我的原配妻子刘茂舒因心脏病突然去世，李锐学长正好来武汉，我非常感谢他参加了茂舒的告别仪式。一九九四年，我去北京时，曾到他的寓所拜访了他。
   黄彰任学长是美籍华人，一九九四年我去美国探亲，在旧金山武大校友聚会时见到了他。黄学长于一九三四年考入武大工学院土木系，当时我父亲是教务长。后来他从台湾《珞珈》上看过我写的文章，所以他也知道我的名字。他很客气，请我吃饭，并邀请了在旧金山地区的武大三十年代的校友作陪，这些老学长在海外几十年，对大陆和母校的情况，都不甚了解。我尽可能的向他们介绍了我所知道的一切，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黄彰任还请我到他家里去做客，我们谈到武大当年的足球队，我提到汤佩松、李先闻，还有胖胖的守门员郭西元。他说，你的记忆真好。他还告诉我，由于他们足球队每次都为武大争得荣誉，所以学校体育部主任袁俊教授很重视他们，给他们买鞋子、做衣服，还经常带他们上馆子吃好的。体育部的经费，大部分花在他们足球队上面。
   武大百年校庆时，我们的啦啦队长徐世长学长，坐着轮椅，从上海回到母校。那时，他已快九十了。他听说我也回到母校，设法找到了我，并与我合影留念。可惜不知是谁照的，我至今没有收到照片。徐学长现在已近百岁，仍居住在上海。
   一九三七年，我父亲调国立湖南大学任校长，我们家就离开了珞珈山。我在长沙进了著名的私立雅礼中学，这所学校不仅教学质量好，而且是湖南省有名的足球传统学校。每个学生从初一起就开始练小皮球。本来爱好运动的我，自然对足球感兴趣，我在球场上的位置是守门员。
   一九四四年，我到乐山进了武汉大学，住在月珥塘边的第一宿舍。战时的乐山武大没有足球场，同学们有时在月珥塘广场踢足球。我有时也参加，认识了陈文安，四川人。足球踢得很好，有人誉他为“小李惠堂”（香港著名球星，曾代表中国队参加奥运会）。
   一九四六年，武大复员回珞珈山后，各方面条件都较好。学校成立了足球队，实力很强，在武汉三镇仍是所向无敌，陈文安是足球队长。我现在记得的队员有谢长发、胡佑文、刘伯麟、苏厚荣、杨沛等。我也算一个，是替补守门员，杨沛是主力守门员。
   有一个星期日的下午，武汉体育专科学校的足球队临时来武大，要挑战我们武大足球队。我们事先毫无准备，杨沛回汉口家中去了，没有主力守门员。我也打着领带穿着休闲西装，与几个同学正在校区内玩。陈文安风风火火地把我找到，拉着我就往足球场跑。每次比赛都挂“眼科”的我，这次终于有机会转正了。我匆匆忙忙的脱下西装上衣，连领带都没有来得及取下来，换上了球鞋就冲上了球场。后卫是身材高大的谢长发，是一个很坚强的后卫。我和他过去练过几次球，他的防守技术很好。他能左右足并用，救球时，球总在界内，不会成为角球，而且脚劲很大，奋力一脚可以从自己禁区踢到对方禁区。有他当后卫，我就放心了。可是，开场不久，他的球鞋踢破了。为了让他能够顶住对方的攻击，减轻我的压力，我灵机一动，马上同他换鞋。谢长发也不辜负我对他的爱护，发挥得非常好，成功地挡住了对方的几次进攻，我也救出了几个险球。比赛的结果，武大队以1比零获胜，我守的门是铁门。赛后，好几位同学笑着对我说，世界上没有哪个球队的队员，是打着领带上赛场的。
2005-09-21于武汉

珞珈三女杰（一）
皮公亮

   4月中旬，英籍华人陈小滢回到她的出生地----武汉。她是著名名文学家陈源教授和著名女作家凌叔华的独生女儿，曾在美丽的珞珈山度过童年时代，后来随父母到英国上学定居，获得硕士学位，曾在美联社、BBC广播电台等单位工作过，她与英国一位汉学专家秦乃瑞教授结婚，一直从事苏(格兰)中友好文化交流工作，他们多次来到北京，与我国文化界上层人士接触较多。她这次来武汉是应武大附中同班同学郭玉瑛(武大郭霖教授之女)之邀仅停两天，主要是访问旧友。我陪她去武汉大学拜访了周如松教授(周鲠生老校长的长女)、李格非教授(她中学的老师)，还拜访了年近百岁的著名国画家端木梦锡(她小学的老师)。见到小滢，使我想起她的父母，想起“珞珈三女杰”。
   1932年珞珈山武大新校舍建成后，当时在珞珈山上有3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影响的早期女作家，她们就是武大外文系教授袁昌英、中文系教授苏雪林和文学院长陈源的夫人凌叔华女士。她们3人原来彼此就很熟悉，同住珞珈山后，来往更加密切，她们经常连袂出游武昌名胜－－洪山、蛇山、奥略楼、东湖等地，为此人们尊称为“珞珈三女杰”。
   上海社科院研究员、著名女作家赵清阁对她们评价很高，1990年赵撰写的《隔海雪林贺寿星》一文中说：“没有她(苏雪林)和冰心、庐隐、冯沅君、凌叔华、袁昌英等先驱们的奋斗，便不会有后来妇女们的觉醒，也不可能争到妇女的解放、自由、平等，尤其利用文艺为武器而获胜，取得文坛一席之地，因此她们的贡献是可贵的、卓有成效的”。

   袁昌英，受到不公正待遇，最后彻底平反
   袁昌英，字兰子，又作兰紫，1894年10月出生与湖南醴陵20年代就以作家和学者成名。她读书非常刻苦，两次去欧洲留学，第一次在英国攻读5年，于1921年获得英国爱丁堡大学的文学硕士学位，是当时在英国取得硕士学位的第一位中国女性。为此路透社发了电讯稿，英国的《泰晤士报》和国内一些大报都刊登了这条新闻。毕业回国后即与在英国认识的杨端六结婚。她在北京和上海教了5年书，生了一个女孩。1926年，她将女孩留给继母扶养，求知欲使她又只身去法国学习了两年法国文学。回国后先在上海中国公学任教，一年后即到武汉大学任外文系教授，直到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被取消教授资格，她仅在武大就执教了28年之久。
   她在武大几十年，教过的课程有：希腊神话、古希腊悲剧、现代欧美戏剧、莎士比亚和英法散文、中英文翻译等。渊博的学识，深厚的功底，勤奋的积累为她的教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外国文学人才。后来成为知名作家、翻译家的叶君健就曾是她的学生。著名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创始人张培刚的法文就是她教授的。
   袁昌英1922年就以《孔雀东南飞》剧作而驰名文坛，用话剧形式再现了中围传统的“婆媳”问题，成为时人爱看的名剧。接着她还写了不少剧本，她的《孔雀东南飞》、《活诗人》、《究竟谁是扫帚星》等6个剧本后来曾结集出版。抗日战争期间，她又写了《饮马长城窟》，成为中国女作家中从事戏剧创作较早的一位，也是中国女作家中少有的研究戏剧的学者之一。袁昌英的散文艺术，最大特色是融合中西文化，进行了抒情哲理化的探索。而她的散文中成就最高的要数《游新都后的感想》和《再游新都的感想》。同一个主题是在1928年和1934年两个不同的年份写下的，感情色彩虽截然不同，但人们还是认为出于同一人之手。早在1923年．朱自清与俞平伯同游南京秦淮河，两人以同一题目??《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分别写成了两篇著名的散文。袁昌英的《游新都后的感想》，与朱自清、俞平伯的两篇被文坛誉为鼎足而三，其艺术技巧确已达到与朱、俞并称的地步，她的这篇散文被入选解放前中学国国文教材，不是偶然的。
   袁昌英还是一个热忱的爱国学人。早在海外留学时，她在一篇散文中说：“我们到国外来固然是为了求知，但是不可把祖国的生命忘记了。如果我们国家消灭，我们求了学问又有什么益处呢？又有什么地方去实用我们所学的知识呢?……爱祖国即是爱世界，爱我们的同胞即是爱人类，所以我们对于国家安危问题，虽身在国外还是非注意不可。”抗日战争开始，她把多年积蓄的很大一笔钱捐给国家，支持抗日。1938年秋，她随武大西迁四川乐山，乘船路过宜昌时，她上岸去散步，遇见两个法国水兵正在欺压中国搬运夫，她非常生气，立即上前用流畅的法语训斥了两个法国兵，使他们当面承认了错误。解放以后，袁昌英积极参加政治学习，思想上要求进步，继续在武大认真教学，还热情地把毛主席诗词译成英文。她加入了民主同盟，当选为湖北省政协委员，3次参加武汉文代会，并被选武汉市文联执行委员，后又加人中国作家协会。  
   1957年她被错误地划为“右派”分子，免去了教授职务，下放到图书馆劳动。一年后，又以莫须有的罪名，由法院判为历史反革命，开除公职，交街道监督劳动。我亲眼看见她拿着大长竹扫帚在珞珈山来往人最多的二区扫马路。真可谓斯文扫地。“文革”的暴风雨中，“四人帮”对她迫害得更厉害了。1966年9月，，与她患难与共一起生活了45年的伴侣杨端六去世后，她被迫搬出原来较宽的住房，住到一区一间狭小的房子。1969年12月，对她迫害更加升级，她在珞珈山居住了几十年的权利被剥夺了，当作“五类分子”勒令限期离开珞珈。
   袁昌英幼年时在她老家湖南醴陵乡下度过12年，事业有成后，家中早已没有直系亲属，所以一直没有回去过。这时她已75岁，无处安身，远在北京的女儿杨静远(现为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下放到“五七”干校，自顾不暇，幸好她老家有一位贫下中农是她从未见过而的远方侄子，愿意收留她，就这样她以“带罪”之人，回到了阔别几十年的老家。回到农村后，她订了报纸，每天阅读书籍，写毛笔字。她关心青年的进步和群众的疾苦，有的知识青年请她补习英语，邻里请她写个什么报告或信，她都乐于忙，还有个女青年，在她辅导下考取了湘潭大学外文系。
   毕竟她是年老体衰的人，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心里话无法对人说，珈上戴着沉重的“帽子”，心情怎么也不会舒畅，终于在返乡3年多后的一天含冤去世。尽管袁昌英遭到不公正的待遇，但是人们没有忘记她，她的不少学生、友人得知她被遣返回老家后，时常从各地给她写信，或给她寄钱，有的汇款甚至连寄款人是谁都不知道。在她逝世后有人不远千里寻到这个偏僻乡村，在她墓前致哀。1991年是袁昌英逝世20周年，武大长沙校友会在清明节派代表专程到袁老师墓前扫墓。
   在这之前，1979年秋，武汉大学为她落实政策，改正了“右派”结论，同时，武汉市法院也撤销了于1958年所做的错误判决，袁昌英切底平反了。但她没有等到这一天。被人们遗忘了的袁昌英，逐渐又被人们知晓了。李扬女士在《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四期全面介绍了《作家学者袁昌英》，这以后出版的不少的名人辞典都列有“袁昌英”的辞条。1985年湖南人民社出版了《袁昌英作品选》，1988年刘运祺写了《袁昌英散文浅析》，1990年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又出版了《袁昌英选集》。  
   在台湾，她的好友苏雪林发表了《哭兰子》，又写了《袁兰子晚年》。1983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再版了她早年剧作《孔雀东南飞》及其他独幕剧，1985年台湾另一家出版社出版了《袁昌英散文集》。在国外汉学家中，也没有忘记这位中国新女性的先驱。如挪威奥斯陆大学一位中国文学研究者伊丽沙白。艾德女士，于1983年来到北京寻找袁昌英戏剧创作的资料，特别是对《孔雀东南飞》的家庭结构的心理研究，表现了极大的兴趣。会见了杨静远之后，她满载而归。
来源：1997年《武汉大学校友通讯》